20世纪初，欧美各国相继成立专门的儿科学会、创办儿科专科杂志、在大学设立教席，儿科实现建制化，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医学专科^[1]。中国现代医学儿科亦萌芽于这一时期，并随着现代医学在华的传播逐步发展。在现代医学儿科发展史中，北京协和医院(下文简称“协和医院”)儿科^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儿科专门诊疗机构之一，其重要性不容忽视。目前，国内外关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下文简称“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的历史研究甚多，其中对儿科也有所提及，但多为某些儿科专家的生平回顾，或较为零散地记述儿科的科研临床发展史，缺乏对协和医院儿科历史的系统考察^[2-7]。

① 严格来说，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历史时期(1922—1942)内，北京协和医院儿科未发展为独立科室，一直是内科的一个分支。为行文方便，本文使用“儿科”一词，实则指代内科的儿科分支。

笔者参考协和医院年报、人事档案，结合医学论文、回忆录、书信等一手史料及已有研究中的二手史料，追溯并梳理了协和医院儿科自建立至协和医院暂时关闭这一历史时期(1922—1942)的发展史。一方面，希望从医学史内史研究的角度深入挖掘协和医院的机构史；另一方面，试图以协和医院儿科为透镜，窥知现代儿科医学在华扎根过程中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从医学史研究的角度了解近代中国社会。

1.   协和医院儿科初创期(1922—1927)

1917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华创办的协和医学院正式招收预科生。1921年，协和医院开业并收治患者^{[3, 7]}。医学史书《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中将协和医院儿科的肇始时间记录为1923年秋天^[3]。但是，根据协和医院年报记载，其儿科正式成立于1922年9月，起初无病房，仅设独立的门诊^[8]。

协和医院儿科是一个设立于内科之下的分支。除儿科外，内科还下设有普通内科(general medicine)、皮肤梅毒科^[9]，神经精神科也曾间断归属于内科^[10]。1922年，时任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秘书的顾临(Roger Greene)在为儿科招募首任主任时提到：儿科不会独立于内科而发展，其规模会非常小，床位数也不会很多，估计最多不会超过12张床^[11]。究其原因，系人员问题。协和医院创立之初，许多科室都面临着医务人员不足的情况^[3]。儿科作为新兴专科，更是缺乏专业人才。协和医院院方不确定3~4年后，是否有中国医生可胜任主任职务，承担起领导儿科的责任^[11]。因此，可以说是基于对现实情况的考量，院方谨慎地估测和设计了儿科的规模。

协和医院首位儿科客座教授、美国著名儿科学家霍尔特(Emmett Holt)对儿科的初期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1923年秋，霍尔特来到协和医院。他注意到中国婴幼儿和儿童患者非常多，但接受过正规学院教育的儿科医师却很少，便提出有必要在中国大力发展儿科教育^[3]。霍尔特来华之前就已是享誉全球的儿科大家，他撰写的《婴幼儿喂养护理》(The Care and Feeding of Children)一书被美国医生和家长奉为儿童照护的“圣经”，还被译为西班牙语、俄语等多国语言，流传至全球许多国家。而他的《婴儿及儿童疾病》(The Diseases of Infancy and Childhood)则被奉为儿科学经典教科书^[12]。此外，霍尔特与洛克菲勒家族渊源颇深，他与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私交甚好，常年担任洛克菲勒家族的儿科医生，还曾任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3, 12]}。可想而知，霍尔特对于儿科发展的建议能够得到足够重视。同时，霍尔特还亲力亲为，推进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的儿科教学和临床工作。他每周一、五下午授课，周六上午主持儿科门诊工作，还每月在协和礼堂举办一次儿科讲座，讲述“儿童预防医学”^[3]。霍尔特讲课极为生动，常使用幻灯片展示流行病学资料，介绍美国儿童疾病的控制情况，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国现代儿科学奠基人诸福棠正是1923年于协和医学院读本科时聆听了霍尔特的课程，萌生了专攻儿科的想法^[2]。

协和医院儿科的发展状况比顾临的预期要好很多，儿科“自建成后一直平稳发展，为教学提供了很多合适的病例。”1923年，儿科的病床数扩增至30张^[8]。同年，为增进协和医院与民众的友好关系，儿科与眼科、妇产科分别在灯市口开设了门诊，医生每周在那里为民众提供儿童疾病相关咨询^[13]。科研方面，儿科自创建之初，科研重点基本集中于3个方向，即传染性疾病、营养相关问题、儿科相关流行病学研究。传染病和营养问题一直是全球儿科学界关注的重点，亦是协和医院儿科的主要任务。如儿科首任负责人哈蒙德(John Hammond)所说：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不同种族的儿童在传染性疾病、营养相关性疾病两类常见病的表现方面可能存在明显差异，需要在华的儿科医生们相应地提出问题并尝试解答。哈蒙德还指出：在中国开展儿童流行病学研究也很重要。在中国行医时，面对已有的儿科疾病，医生们尚可根据现代医学卫生学、儿科学等基本知识应对，但要解决中国儿童的健康问题，归根结底必须调查、研究相关标准和重要数据，考察中国婴幼儿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制订中国儿童的健康标准、营养标准^[14]。

1926年，儿科病房已成为协和医学院学生临床实习的重要基地之一^[15]。至1927年，儿科已从最初一个仅有门诊的小分支发展为同时兼顾门诊、病房、便民门诊业务的较为完整的内科分支，在科研和教学方面也有所贡献，基本上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初创工作。

2.   协和医院儿科发展壮大期(1928—1936)

儿科建成后，就诊患儿非常多，霍尔特甚至发出了“协和医院90%的患者都是儿科患者”的感叹^[3]。儿科门诊接诊的患儿数量逐年增长(图 1)，病房诊疗和其他相关医务工作也稳定发展。协和医院管理层注意到了儿科的发展态势。1930年，时任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的顾临在一封信中提到：“儿科目前的规模还很小，但我们很想把它建设好。从许多方面来看，在北京，儿科无疑有着很好的发展机遇。”^[16]这一时期，儿科的发展壮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图  1  1923—1940年北京协和医院儿科门诊就诊人数(根据北京协和医院年报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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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科室规模扩大

1930年，协和医院年报中记述：内科病房的床位被划分为4个部分，即普通内科51张，儿科16张，皮肤梅毒科5张，神经精神科9张^②。此外，还有25张隔离床位、10张代谢病床位，被普通内科和儿科共同占用^[17]。由于儿科就诊患儿多，传染病患儿亦多，导致病床严重不足，科室不得不向院方报告，申请至少扩大1倍的规模。这一诉求未被满足，因当时协和医院住院部规模已达到整个建筑能够承受的上限^[18]。在之后的年报中，依然可以看到发展儿科的迫切诉求：“全院住院患者量与前一年持平，儿科则明显增加”^[19]；儿科病房整体严重不足^[20]；在医院将来的建设中，必须要建设更大的儿科。因为“这些未来的国民经常生病，他们的疾病需要现代医学治疗，也能够被现代医学治愈。照护他们是人道主义、社会保障和教育的需求。”^[21]

②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精神科的归属曾几经变化，1923年6月从内科独立出来，1928年4月又重归内科管辖。

此期，儿科门诊继续蓬勃发展。1932年，儿科建成了专门的儿童保健门诊(Well Baby Clinic)。考虑到儿童生长发育的需求，健康儿童的日常照护一直是儿科医生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儿童保健门诊正是为此而设；同时，亦是为了把健康儿童和患儿分开，避免交叉感染^[22]。1933年，儿科进一步完善院前分诊，开设了1个新的登记室，所有儿童到儿科门诊就诊前需先在此进行初步检查，以便把患有传染病的儿童分至隔离病区，以减少其他门诊儿童暴露于感染的机会^[23]。儿科门诊量一再攀升，年报中记载：“大部分临床科室的门诊量已达到极限。但是，儿科、梅毒和结核病的门诊量仍在显著增加。”^[21]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梅毒、结核等传染性疾病之常见，以及儿童医疗保健需求之迫切。

2.2   儿童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

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医务社会服务部门，成立于1921年，主要工作是协助医生一起为患者解决“社会问题”。该部门第一位负责人蒲爱德(Ida Pruitt)曾概括，医学社会服务是现代医学观念的必然产物。医生对于患者的责任，只有当患者恢复为一个社会功能完善的人时才终止。患者患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常常存在于患者的个性和生活环境中^[24]。医务社会工作是诊疗中颇为重要的部分。如医务社工吴铎所说，社工会根据患者情况给出“社会的诊断”，“所谓社会的诊断，是与疾病的诊断相对而言的。疾病的原因不仅属于生理方面，所以若要达到完满的治疗目的，必须将生理以外的原因与现状，加以搜寻及研究方可。”社会诊断与医生们给出的疾病医学诊断相互补充，而对患者的个案处理则是“社会治疗”^[25]。

1928年，儿科开始配有专门的社工，协助医护开展工作。在儿科门诊，有专门的医务社工负责看护一般家庭或孤儿院的儿童，为儿童制订特殊饮食方案，提供奶粉和豆浆，帮助患儿母亲了解儿科问题，帮忙介绍奶妈、乳母。而儿科病房里社工的主要职责则是为儿童寻找寄宿家庭，安排收养工作，帮医生落实关于后续护理和喂养要求的医嘱^[24]。在社会服务部留下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很多医生与社工协作完成治疗的案例。从社工部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大量就诊患儿都伴随疾病以外的社会问题，如家庭贫困、被遗弃、成为童工等。汉学家魏特夫(Karl Wittfogel)曾说，协和社会服务部保存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社会学资料集^[26]。儿科发生的疾病、诊疗不仅是医学问题，而且体现了当时儿童的生存状况乃至整个社会的问题^[14]。

哈蒙德曾通过协和医院的就诊病例，调研了中国北方903个家庭儿童的病死率和死亡率，发现中国儿童的主要死因是传染性疾病^[27]。在协和医院年报中可以看到，每有战争爆发，动乱中出现大规模人口迁徙，常伴疫病流行^[15]。儿童作为最弱势的群体，深受传染性疾病流行之害。此外，儿童患传染性疾病的背后，还可能隐藏着整个家庭的困境。例如，儿科曾收治1例6岁的梅毒患儿，经问诊后发现患儿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外出做生意，患儿独自跟随外婆生活，其所居住的社区中，很多人品行恶劣；外婆非常无知，并不把患儿的疾病当回事，也不认为需要治疗^[24]。患儿的生存环境既是造成他生病的原因，又是限制他康复的因素。

整个社会医疗资源奇缺而人民又极端贫穷，患儿常常在最后关头才被送往医院，家属将现代医学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28]。但儿童病情变化快，同样患传染性疾病的情况下，其病情较成人危重。正如后来的儿科主任诸福棠所说，“成年人患痢疾，病情多和缓，但在婴儿则为暴发性，甚至一二日内即可死亡，盖免疫能力每随年龄而加增也。”^[29]翻阅协和医院年报，可以看到儿科患儿死亡率几乎全院第一，这并非儿科的诊疗技术落后，而是与民国时期中国整体的医疗公共卫生状况相关。医务社工记录的感染、贫穷、无知等因素造成的儿童疾病，背后隐藏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是儿科区区一个科室“难以承受之重”。如诸福棠所喟叹：“儿科学乃医学中一种最切实际之专门学问，在我国现状之下，其需要之迫切更无待言……预防知识未能普及……政府无推行之决心，遂致疫病流行，死亡枕藉，其影响于家庭幸福社会经济者，曷可胜言。”^[29]

2.3   科研成果影响扩大

协和医学院与协和医院一直十分注重科研工作。一方面，管理层着意安排，以保障医生们在临床工作以外有足够的时间去做研究。“工作人员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以搞研究……因为儿科急症较多，所以儿科医生相较于其他部门来说，研究时间明显受到影响，但院方会尽量保障医生们的自由时间。”^[30]另一方面，校方注重培养学生和年轻医生的科研能力，学生们在见习、实习阶段即开始和教授们一起参与科研^[2]。

1928年，美国儿科学家魏吉(Ashley Weech)来华任协和医院儿科襄教授^③、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儿科的学术建设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在传染性疾病方面，魏吉与诸福棠的原发性肺结核研究、诸福棠访学期间与儿科客座教授麦卡恩(Charles Mckhann)的胎盘球蛋白免疫研究等均具有开拓意义，诸福棠与麦卡恩的研究成果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31-32]。在儿童营养研究方面，协和医院儿科在中国儿童营养膳食领域产出了丰硕成果。科室首位中国籍医生、曾任代主任的祝慎之(Ernest Shen-chih Tso)自儿科创建之初就一直关注中国儿童的膳食问题，他围绕大豆营养价值开展的研究尤具代表性，被广泛引用，是儿科营养研究中的奠基之作^[13]。儿科首位女医生、曾任代主任的盖伊(Ruth Guy)同样在儿童营养方面作出了开创性工作。1924年盖伊入职协和医院儿科，1929年结婚后转至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任妇幼顾问，她和公共卫生科的叶恭绍一起研究母乳和牛乳的替代品，提出可用熟大豆制成细粉，加入适量盐、钙、植物油等煮制成浆喂养婴儿^[33-34]。这一方法与祝慎之的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实用儿科学》一书将这两类方法概括为“祝慎之氏方法”和“盖氏与叶恭绍氏方法”^[29]。

③ 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的教职名称，参考《话说老协和》一书中的翻译：professor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襄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助教授)；associate讲师；assistant助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豆浆作为儿科科研成果成功地应用于临床和社区，帮助许多普通家庭改善了儿童健康状况，这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1929年末，儿科一份普通病案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4个月大的男童因营养不良和肺炎入院，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医生和儿科的医务社工还发现了疾病背后的其他问题：家庭贫困、喂养方式极不合理。男孩的母亲母乳不足，父亲收入很少，无法负担奶粉费用。于是，儿科最终决定由社会服务部资助一笔钱，帮助患儿家庭购买奶粉。待患儿情况好转一些，换用豆粉喂养，这样男孩父亲的收入就能负担得起了。患儿后来一直在儿科门诊随访，生长发育良好^[24]。这个案例可视为当时中国医学与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祝慎之曾表示，对于中国来说，研究能代替牛乳的食品十分重要。儿科常常遇到母乳不足的患儿，其家庭需要雇佣乳母或购买牛乳。但贫困家庭无法做到这些，哺乳期的母亲常需外出挣钱，甚至去给别人做乳母，儿童的营养更不能保障^[35]。儿童的喂养问题为疾病埋下了隐患，儿童重病又给家庭带去更多不幸，几乎成为一个恶性循环。诸福棠就曾感叹：“苦寒人家，一旦断去母乳，则婴儿之膳食，非求之于糕干、状元糕、稀饭或廉价之下劣乳粉，别无他计。此等碳水化合物之食料，固能维持一时，不久即现种种营养不足之症状，而疾病随之。”^[29]在社会存在严重贫困问题的情况下，仅靠医学的力量自然不可能完全改善儿童的健康困境，但协和医院儿科的豆制品研究无疑是医者满怀社会责任感、以医学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很好尝试。

3.   协和医院儿科成熟期(1936—1942)

自1931年日本入侵我国东三省开始，北方时局便日渐动荡，协和医学院的处境也日益艰难。1937年后，随着北平沦陷，华北教育机构纷纷迁往西南，协和医学院几乎成为一座孤岛。但这样的困境，却间接为中国医生提供了机遇。一方面，作为管理方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受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考虑到中国教员的薪水远低于外籍教员，有意识地减少了外籍教员聘用以节省开支^[3]。另一方面，多年的医学教育发展已显成效，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和其他优秀医学院校的中国医学生已成长为新一代的年轻医学栋梁，在临床科研中展现了优秀能力。顾临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就明确表露出对儿科人才充足的乐观情绪：“接下来一年人员充足，年轻人会受益很多……我觉得，儿科的年轻人们到1936年会把部门建设得更好。”^[30]

在此背景下，1936年诸福棠成为协和医院儿科第一位正式任职的中国籍主任，科室的主要骨干也大多成了中国儿科医生。协和医院儿科自此真正由中国儿科医师主导，也进入了成熟阶段——此处所谓的“成熟”，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1   儿科人才教育成果卓著

诸福棠作为完全由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培养出的一代儿科大家，他的成长经历能够很好地展现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儿科教育的特点，尤其是他担任实习医生、住院医生时的经历，展示了儿科临床训练的严格和教育资源上的优势(表 1)。

表  1  诸福堂儿科受训经历简表^④

年份(年)	职位	儿科教育及培训经历
1924	三年级医学本科生	北京协和医学院儿科课程学习，每周9学时每月参加儿科讲座1次(时任儿科教授霍尔特) 萌生专攻儿科的想法
1925	四年级医学本科生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见习，每周15学时
1926	五年级医学本科生	北京协和医院各科轮转实习(包括儿科)
1927—1929⑤	助理住院医师	1927年毕业，获优秀毕业生之“文海奖”北京协和医院儿科24 h驻院工作，参与科研工作
1930	助教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参与临床和科研工作在时任儿科主任魏吉离院期间承担了儿科大量临床工作，得到魏吉的高度赞赏
1931—1933	访问学者，住院医师	赴哈佛医学院儿科、波士顿儿童医院进修，参与临床工作，参与实验室研究留学期间及回国途中访问了欧美许多重要的儿科研究机构及临床医疗机构
1933—1936	讲师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从事临床和科研工作，参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儿科教学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点评，“他在本部门的儿科教学和临床工作中担任重要角色”
1936—1942	副教授(1936—1938)，襄教授(1938—1942)，儿科主任	主持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工作、北京协和医学院儿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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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表格内容根据《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1917—1987)》《话说老协和》《中国现代儿科学奠基人诸福棠教授的一生》、洛克菲勒档案馆馆藏诸福棠相关资料(Box 117，FA065，China Medical Board，Inc. records，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整理。

⑤ 1929年夏，诸福棠的双亲不幸离世，他返回无锡老家料理丧事，期间得到无锡普仁医院(St. Andrew's Hospital)院长、美国传教士李克乐(Clude Marshal Lee)盛情邀请，遂至该院内科任主治医师；1930年春，在魏吉的劝说下返回北京协和医院。

诸福棠回忆，儿科实习医生生涯极大提升了他的诊疗本领。实习医生需亲自完成患儿的血、尿、便、痰等常规检查，而住院医生更是24 h守在医院，对所管患儿全面负责。在儿科担任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期间，诸福棠还接受了科研训练，他与同学刘士豪一起参与香山慈幼院儿童的缺钙情况调查，协助祝慎之完成了婴儿豆浆的营养学研究、住院患儿的伤寒和副伤寒研究^[36]。他还协助魏吉收集了协和医院儿科1923—1927年的儿童肺结核病例，完成了儿童原发性肺结核的研究^[31]。协和医学院本科生毕业留校工作3~5年，多有出国进修机会^[6]。据统计，1930年之前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出国比例达71%，大部分学生赴美留学^[37]。1931—1932年，诸福棠前往附属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波士顿儿童医院进修^[38]。1933年夏，他取道欧洲返华，沿途访问了巴黎、维也纳、慕尼黑、柏林、哥本哈根、牛津、剑桥、伦敦等地著名的儿科临床、科研机构，还参加了伦敦的国际儿科大会^[39-40]。

诸福棠并非个例，严格的实习要求和规范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以及优秀专科人才外出进修、开展学术交流的机遇，使得协和医院儿科人才辈出。1937年中华儿科学会(当时又称“中华医学会儿科组”)成立之时，祝慎之任首任会长，最初的27名成员之中，11人^⑥曾在协和医院儿科工作过^[41]。儿科培养出了祝慎之、陈翠贞、诸福棠、钟世藩、范权、苏祖斐、吴瑞萍、宋杰、王志宜、李璧夏、邓金鍌、秦振庭、陈务民、李季明、周华康等儿科学家。他们成为我国儿科学界第一代、第二代中坚力量，后来分布至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广州、湖南、昆明、西安等地工作，为全国各地的儿科教育、儿童医院或儿科组建及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2]。

⑥ 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工作过的成员包括：祝慎之、诸福棠、范权、苏祖斐、许世珣、陈翠贞、吴瑞萍、许刚良、钟世藩、郑荣斌、Ruth Guy。其余成员包括：周君常、高永恩、徐乃礼、颜逢钦、高镜朗、史安那、陈琦、陈卓人、古恩康、樊培禄、富文寿、吴忆初、陈鸿达、Grace Martin、Francis Nance、Carl Mosse。

3.2   儿科巨著《实用儿科学》成书

诸福棠担任儿科主任期间，协和医院儿科的临床科研工作继续蓬勃开展。范权的钙磷代谢研究、吴瑞萍和邓金鍌的百日咳菌苗研究等进一步丰富了协和医院儿科营养、代谢、传染性疾病的研究成果^[2]。而这一阶段协和医院儿科为中国医学界作出的最大贡献，应是编著了《实用儿科学》一书。在中文儿科著作领域，一直缺少一本可较为全面概述中国儿童疾病情况、提供扎实的医学知识，又能给出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诊疗建议的学术著作。在诸福棠的带领下，协和医院儿科完成了此开创性工作。“儿科同志各就所长，贡献其宏论……此种分工合作之方式，在吾国医学著述界中，尚廖若晨星。”全书近80万字，由诸福棠负责全书审定、统稿，各章校阅人还包括刘士豪、谢少文、胡传揆、朱宪彝、钟惠澜、王叔咸、施锡恩、卞万年、邓家栋、秦振庭等医学各领域名家。1940年，全书成稿后，曾任《中华医学杂志》中文总编辑的医史学家李涛校阅了全书，赞叹道：“披阅一遍，如获至宝，爱玩不忍释手……无疑这部书是医学界近百年来最艰巨的工作。”^[29]

《实用儿科学》内容包括儿童生长发育、查体诊断、日常喂养护理、新生儿病、营养失衡疾病、传染病、寄生虫病、急诊问题(中毒等)等类目，还按照身体各系统介绍了呼吸、消化、循环、血液、泌尿、神经、精神、骨骼、内分泌、皮肤等系统疾病，几乎囊括了儿科所有疾病和生长发育知识。书中援引了大量国外研究和数据，同时列举了协和医院儿科和许多其他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儿童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临床诊疗方面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该书有2个章节颇具特色：《总论》中的《儿童病室及门诊部普通应用之规程》分享了协和医院儿科许多行之有效的科室管理办法；而《正常婴儿及儿童之喂养法》的《喂养贫寒儿童之经济方法》一章则列举了大量经济、实用的儿童喂养方案^[29]。这2个章节的实用价值不言而喻：中国各地、各医院的儿科建设均可借鉴协和医院儿科的管理经验；任何地区的普通执业医师、读书识字之人均可通过学习儿童喂养法以帮助身边的儿童。

李涛对这本书籍的实用性大加赞赏，称该书的写成是医界最具荣誉的事：“尤其特殊的一点就是处处援引中国古今的文献，随时参酌自己的经验。使读书的人知道我国儿童的卫生状况，所需要的是什么，所缺乏的是什么。习儿科的人看了以后也可知道应该注重什么。所以这部书不但是国人自著的第一部儿科学，而且是一部活的书。”^[29]《实用儿科学》后来由中华医学会出版，最早在上海发行。身在上海的宋庆龄看到此书，意识到其实用价值，立刻将之寄往解放区翻印传播。新中国成立后，傅连暲还曾亲自对诸福棠提及此事^[6]。

1940年，儿科的最后一位客座教授麦克夸瑞(Irvine McQuarrie)离开了协和医院。回忆起在协和医院儿科的工作经历，他说道：“现代教育所培养的中国医师已经证明了其在临床和科研中的才能”^[3]。而1940年，也成了协和医院儿科最后一个平稳发展的年份。1941年上半年，担任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的胡恒德(Henry Houghton)写道：“协和能否继续下去还是极为不确定的……我们只是保持乐观的看法，希望不管怎样能找到一条出路。”时局在不断恶化，随着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进入战争状态。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入协和医院^[42]。1942年初，协和医学院被日军接管，完全关闭^[43]。直到1947年，协和医学院复校，协和医院儿科才重新恢复教研诊疗^[2]。

4.   小结

本研究梳理了协和医院儿科创立发展之简史，其发展、壮大之历程，不仅体现了儿科在北京扎根的过程，亦是中国现代儿科发展的缩影。协和医院儿科的“成熟”代表着现代医学儿科在中国的初步成型。从协和医院儿科走出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国儿科学家，与他们在各地的同仁一起，奠定了中国现代儿科学发展的基础。

在协和医院儿科的发展历史中，有诸福棠等儿科学家从学生成长为大家的教育硕果，亦有豆浆等研究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改善儿童营养的良好范例。但是，正如文中有关儿童疾病历史所体现的那样：儿科医学在华的发展，一个科室、一个医院的进步远不能带来儿童医疗保健的改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卫生状况的改善方能提升儿童的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