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认知障碍及其主要亚型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可造成进行性加重的记忆力、注意力、定向力、执行功能、视空间、语言等多个方面认知损害，导致患者生活能力逐渐下降。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群中认知障碍发病率为12.1/人年，AD发病率为8.2/人年，给社会和家庭造成了沉重负担^[1]。早期识别、及时就诊是慢性认知障碍患者得以早期治疗和延缓病情进展的关键。

西藏自治区处于高原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民族构成。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西藏地区的AD患病率高于平原地区^[2]。为提高疾病的早诊早治率，需开展基于“知-信-行”连续过程的健康宣教。本研究旨在调查西藏自治区居民对认知障碍疾病的知晓度，了解其对于认知障碍疾病的认识水平和关注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居民对该类疾病认知度的因素，以期为后续开展科普宣教及临床工作奠定基础，并为制定针对性公共卫生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24年4—12月对西藏自治区常住居民开展问卷调查。纳入标准：年龄≥18岁的西藏自治区常住居民。排除标准：(1)截至调查日期，在西藏自治区居住时间不足半年(180 d)；(2)由于明显错误、前后矛盾等所致的无效问卷。本研究已通过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审号：ME-TBHP-24-KJ-022)，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调查内容

由于西藏自治区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因此采用线上问卷调查为主，辅以医务人员在社区义诊时发放问卷二维码，以提高研究效率和人群覆盖面。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网站(www.wjx.cn)进行设计，问卷首页显著位置展示经批准的知情同意书, 调查者知情同意后方可填写问卷，并线上提交。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居住地等人口学信息(匿名，不含个人可识别信息)，以及认知障碍疾病相关信息，如知晓度、就诊意愿、是否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等。

1.3   质量控制

(1) 为尽量减少由于受教育程度和语言因素造成的偏倚，在问卷设计方面，力求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避免使用过于专业或生僻的词汇，以确保不同文化程度的被调查对象均可较好地理解问卷内容。同时，通过社区义诊等多种渠道进行问卷推广，如被调查者有需要，工作人员可协助其阅读，以尽可能地涵盖不同文化程度的研究对象。(2)问卷题目为必答题形式，填写完整后方可成功提交，以保障数据完整性。前后关联题目间在问卷设计时即设置逻辑关联，避免前后矛盾。(3)所获得的问卷数据经过查重核对，避免重复数据。

1.4   检验效能估算

采用G*Power软件进行检验效能估算，并设定以下参数：效应大小f²=0.15(中效应)，显著性水平α=0.05，样本量为313，预测变量数目为7。经计算统计效能为0.999 85，表明本研究具有99.99%的概率可正确拒绝虚无假设并发现显著效应，统计效能极高，可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年龄)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疾病知晓度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临床资料

收集问卷327份，剔除14份(被调查者未达西藏自治区居住时间13份，自我报告曾被诊断为认知障碍1份)，最终纳入313份有效问卷。被调查者平均年龄为(42.0±11.9)岁；男性108人(34.5%)，女性205人(65.5%)；主要来自拉萨市(78.6%，246/313)，同时涵盖西藏自治区其他主要地级市，包括日喀则市(5.8%，18/313)，昌都市(5.8%，18/313)，山南市(3.8%，12/313)，那曲市(2.6%，8/313)例，林芝市(2.2%, 7/313)，阿里地区(1.3%，4/313)；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206人(65.8%)，汉族107人(34.2%)；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50人(16.0%)，大学及以上263人(84.0%)；职业为医务工作者179人(57.2%)，非医务工作者134人(42.8%)；居住地为城市289人(92.3%)，农村24人(7.7%)。

2.2   不同疾病知晓度人群特征分布

313人对认知障碍疾病相关知识知晓度方面：“不知晓”“部分知晓”“知晓良好”者分别占比7.3%(23/313)、75.7%(237/313)、16.9%(53/313)。组间比较显示，3组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是否为医务工作者、是否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非医务工作者、未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的居民中，对认知障碍疾病“不知晓”的比例更高(表 1)。

表  1  不同知晓度人群分布特征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awareness

指标	总体(N=313)	不知晓(n=23)	部分知晓(n=237)	知晓良好(n=53)	F/χ2值	P值
年龄(x±s，岁)	42.0±11.9	49.8±16.0	41.2±11.4	42.1±10.8	5.68	0.004
性别[n(%)]					2.00	0.367
男	108(34.5)	11(47.8)	80(33.8)	17(32.1)
女	205(65.5)	12(52.2)	157(66.2)	36(67.9)
民族[n(%)]					12.91	＜0.001
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206(65.8)	23(100)	150(63.3)	33(62.3)
汉族	107(34.2)	0(0)	87(36.7)	20(37.7)
受教育程度[n(%)]					20.45	＜0.001
高中及以下	50(16.0)	11(47.8)	35(14.8)	4(7.6)
大学及以上	263(84.0)	12(52.2)	202(85.2)	49(92.5)
职业[n(%)]					34.54	＜0.001
医务工作者	179(57.2)	2(8.7)	134(56.5)	43(81.1)
非医务工作者	134(42.8)	21(91.3)	103(43.5)	10(18.9)
居住地[n(%)]					1.24	0.523
城市	289(92.3)	20(87.0)	219(92.4)	50(94.3)
农村	24(7.7)	3(13.0)	18(7.6)	3(5.7)
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n(%)]					20.25	＜0.001
是	112(35.8)	3(13.0)	77(32.5)	32(60.4)
否	201(64.2)	20(87.0)	160(67.5)	21(39.6)
出现相关症状时就诊态度[n(%)]					31.59	＜0.001
无就诊意愿，认为属于自然衰老	53(16.9)	10(43.5)	37(15.6)	6(11.3)
无就诊意愿，对治疗效果缺乏预期	7(2.2)	1(4.3)	6(2.5)	0(0)
有就诊意愿，持观望等待态度	91(29.1)	1(4.3)	75(31.6)	15(28.3)
有就诊意愿，表示需早诊早治	141(45.0)	6(26.1)	104(43.9)	31(58.5)
态度不明确	21(6.7)	5(21.7)	15(6.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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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问及若有相关症状是否会就诊时，无就诊意愿者60人(19.2%，60/313)，其中53人(16.9%，53/313)认为认知下降属于自然衰老正常现象，7人(2.2%，7/313)表示对治疗效果缺乏预期。有就诊意愿者232人(74.1%)，其中仅141人(45.0%，141/313)表示需进行早诊早治，91人(29.1%，91/313)持观望等待态度，表示等症状明显后再就诊。就诊意愿者态度不明确者21人(6.7%，21/313)。不同知晓度被调查者就诊意愿分布存在显著差异，知晓良好组早期就诊比例更高(表 1)。

在认知障碍疾病症状方面，知晓度由高至低依次为记忆力下降(94.2%，295/313)、语言能力下降(81.8%，256/313)、视空间方向分辨力下降(79.6%，249/313)、时间定向力下降(76.4%，239/313)、执行功能下降(74.4%，233/313)、精神行为异常(61.0%，191/313)，见图 1。

图  1  313名被调查者对认知障碍疾病症状的知晓度

Figure  1.  Awareness of cognitive disorders disease symptoms among 313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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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医务工作者具有专业的医学知识，可能对疾病的认知度不同于一般居民，而非医务工作者对一般居民更有代表性，因此在非医务工作者中进行亚组人群特征描述(表 2)。结果显示，非医务工作者对认知障碍疾病相关知识“不知晓”“部分知晓”“知晓良好”者分别占比15.7%(21/134)、76.9%(103/134)、7.5%(10/134)。采用卡方检验对该亚组人群的疾病知晓度进行组间比较，发现民族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6)，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居民“不知晓”的比例更高。

表  2  非医务工作者中不同知晓度人群分布特征

Table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awareness among non-medical workers

指标	总计(N=134)	不知晓(n=21)	部分知晓(n=103)	知晓良好(n=10)	F/χ2值	P值
年龄(x±s，岁)	45.0±12.4	49.3±16.2	44.0±11.6	47.3±11.2	1.83	0.164
性别[n(%)]					0.48	0.819
男	53(39.6)	9(42.9)	41(39.8)	3(30.0)
女	81(60.5)	12(57.1)	62(60.2)	7(70.0)
民族[n(%)]					8.47	0.006
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105(78.4)	21(100)	75(72.8)	9(90.0)
汉族	29(21.6)	0(0)	28(27.2)	1(10.0)
受教育程度[n(%)]					5.44	0.084
高中及以下	39(29.1)	10(47.6)	28(27.2)	1(10.0)
大学及以上	95(70.9)	11(52.4)	75(72.8)	9(90.0)
居住地[n(%)]					1.48	0.621
城市	119(88.8)	18(85.7)	91(88.3)	10(100)
农村	15(11.2)	3(14.3)	12(11.7)	0(0)
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n(%)]					4.48	0.111
是	35(26.1)	3(14.3)	27(26.2)	5(50.0)
否	99(73.9)	18(85.7)	76(73.8)	5(50.0)
出现相关症状时就诊态度[n(%)]					10.85	0.210
无就诊意愿，认为属于自然衰老	38(28.4)	8(38.1)	26(25.2)	4(40.0)
无就诊意愿，对治疗效果缺乏预期	4(3.0)	1(4.8)	3(2.9)	0(0)
有就诊意愿，持观望等待态度	31(23.1)	1(4.8)	29(28.2)	1(10.0)
有就诊意愿，表示需早诊早治	46(34.3)	6(28.6)	36(35.0)	4(40.0)
态度不明确	15(11.2)	5(23.8)	9(8.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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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认知障碍疾病知晓度的影响因素

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居民对认知障碍疾病知晓度的影响因素。以认知障碍疾病知晓度按照有序分类变量作为因变量(“不知晓”=1，“部分知晓”=2，“知晓良好”=3)，分析认知障碍知晓度的影响因素。根据表 1有显著性差异的变量以及临床意义，纳入模型的自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是否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职业、是否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对认知障碍疾病知晓度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OR=2.82, 95% CI：1.18~6.75，P=0.020)、非医务工作者(OR=4.03, 95% CI：2.00~8.14，P＜0.001)、未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OR=2.95, 95% CI：1.64~5.32，P＜0.001)与较低的疾病知晓度相关(表 3)。进一步按职业分层进行亚组分析，发现在非医务工作者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OR=3.00, 95% CI：1.10~8.15，P=0.031)、未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OR=3.13, 95% CI：1.14~8.60，P=0.027)与较低的疾病知晓度相关；在医务工作者中，未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OR=3.40, 95% CI：1.61~7.20，P=0.001)与较低的疾病知晓度相关(表 4)。

表  3  认知障碍疾病知晓度影响因素的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

Table  3.  Cumulativ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or factors affecting awareness of cognitive disorders

指标	β	SE	Wald	OR值	95% CI	P值
年龄(连续变量)	-0.009	0.013	0.48	0.99	0.97~1.02	0.491
性别(与女性为参照)	0.165	0.145	1.29	1.39	0.79~2.46	0.257
民族(以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为参照)	-0.084	0.148	0.32	0.85	0.74~1.51	0.571
教育程度(以大学及以上为参照)	0.519	0.222	5.45	2.82	1.18~6.75	0.020
职业(以医务工作者为参照)	0.697	0.179	15.17	4.03	2.00~8.14	＜0.001
居住地(以农村为参照)	0.042	0.270	0.02	1.09	0.38~3.14	0.878
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以是为参照)	0.541	0.150	13.02	2.95	1.64~5.3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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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职业分层亚组分析认知障碍知晓度影响因素

Table  4.  Subgroup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 on factors affecting awareness of cognitive disorders

指标	β	SE	Wald	OR值	95% CI	P值
非医务工作者
年龄(连续变量)	-0.002	0.021	0.01	1.00	0.96~1.04	0.919
性别(与女性为参照)	0.270	0.218	1.54	1.71	0.73~4.02	0.215
民族(以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为参照)	-0.398	0.277	2.05	0.45	0.15~1.34	0.152
受教育程度(以大学及以上为参照)	0.549	0.255	4.64	3.00	1.10~8.15	0.031
居住地(以农村为参照)	-0.325	0.354	0.84	0.52	0.13~2.09	0.358
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以是为参照)	0.571	0.257	4.93	3.13	1.14~8.60	0.027
医务工作者
年龄(连续变量)	-0.014	0.018	0.59	0.99	0.95~1.02	0.441
性别(与女性为参照)	0.127	0.198	0.41	1.29	0.59~2.80	0.521
民族(以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为参照)	0.042	0.184	0.05	1.09	0.53~2.24	0.819
教育程度(以大学及以上为参照)	0.053	0.407	0.02	1.11	0.23~5.48	0.897
居住地(以农村为参照)	0.433	0.378	1.31	2.38	0.54~10.48	0.252
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以是为参照)	0.612	0.191	10.23	3.40	1.61~7.2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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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对西藏自治区常住居民对认知障碍疾病认知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共收集313份有效问卷，“不知晓”“部分知晓”“知晓良好”者分别占比7.3%(23/313)、75.7%(237/313)、16.9%(53/313);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OR=2.82, 95% CI：1.18~6.75，P=0.020)、非医务工作者(OR=4.03, 95% CI：2.00~8.14，P＜0.001)、未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OR=2.95, 95% CI：1.64~5.32，P＜0.001)与较低的疾病知晓度相关。按职业分层进行亚组分析后发现，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OR=3.13, 95% CI：1.14~8.60，P=0.027)与非医务工作者较低的疾病知晓度相关；未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OR=3.40, 95% CI：1.61~7.20，P=0.001) 与医务工作者较低的疾病知晓度相关。

造成慢性认知功能障碍的常见疾病包括AD、脑小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等。此类疾病起病隐匿，病情进展缓慢，早期症状相对较轻，随病程延长症状进行性加重，可对患者日常生活能力造成严重损害，早期识别和积极防治有助于延缓病情进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3-4]。目前，临床可通过生物标志物检测，如采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或脑脊液检测β淀粉样蛋白、磷酸化Tau蛋白的方法，在症状早期甚至症状前期进行AD诊断^[4]。在早期诊断的基础上，可进行针对病因的调节治疗，目前多个针对β淀粉样蛋白抗体的药物已在国内外获批^[5]。因此，提高民众对疾病的知晓度，有助于使患者和家属觉察到疾病的早期表现，从而实现早诊和早治，是延缓疾病进展的关键环节^[6]。既往研究缺乏针对西藏居民对认知障碍疾病认知度的相关报道。本研究调查了西藏自治区常住居民对认知障碍疾病的知晓度，结果发现“不知晓”“部分知晓”“知晓良好”者分别占比7.3%、75.7%、16.9%，该数据低于既往国内其他地区的报道(总知晓率91.5%)^[7]。本研究中仅45.0%的被调查者对该病具有早期诊治意愿，其重要原因是与疾病知晓度较低有关。

西藏自治区居民对认知障碍疾病知晓度低可能由多方面原因造成。宏观层面：(1)地理与信息流通因素：西藏自治区处于我国西南边疆，交通相对不便，可能导致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受限。认知障碍疾病防治理念更新和知识传播速度相对较慢，使得民众缺乏了解疾病的渠道。(2)文化与观念因素：西藏自治区居民尤其是藏族同胞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观念，可能对疾病的认知和态度有所不同，误认为认知障碍是衰老的自然现象，而不是一种需要关注和治疗的疾病。(3)医疗资源与服务可及性：西藏地区医疗资源相对不够充足，科普宣教活动能力有待提升，这可能影响民众对疾病的早期发现和诊断，进而降低对认知障碍的知晓度。

在个体层面，本研究发现实际生活经历(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和知识性提高(受教育程度、是否从事医务工作)是对认知障碍知晓度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这符合一般认知。有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的实际生活经历，了解疾病症状和漫长疾病进程对患者及其照护者造成的痛苦，可使居民更直观地认识该疾病。既往研究显示，多层次的健康教育模式和综合干预是提高人群认知障碍知识水平的有效手段^[8]。结合本调查结果可知，健康教育及科普宣传的侧重点应通过展示生动的临床案例，采用更直观的体现方式，使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疾病，从而提高知晓度和早期就诊率。例如，可通过影视剧、组织患者和照护者座谈会、开展社区分享活动等，展示患者的症状、治疗过程和康复情况，让更多的人了解患者的实际生活，从而提高其对疾病的关注度和认知度。

此外，本调查显示知识性提高有助于提升疾病的知晓度。在代表一般民众医学知识水平的非医务工作者中，除上述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的实际生活经历外，提升教育水平是提高疾病知晓度的重要手段。可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报道、健康讲座等方式，普及认知障碍疾病的早期症状、预防方法和治疗手段。此外，虽然医务工作者的知晓度较一般居民高，但作为医学的实践者和医学知识的传播者，需在临床工作中识别或转诊认知障碍患者，仍有高达76.0%的医务工作者对认知障碍处于“不知晓或部分知晓”状态，这显著低于既往北京市对272名医护人员的调查结果(AD知识测评合格率为80.7%)^[9]，因此西藏自治区的医务工作者对认知障碍疾病的知晓度仍有待提高。除加强专业培训外，还可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其在临床工作中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并对在该方面表现突出的医务工作者进行表彰和奖励，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参与调查者中城市人口比例较高，以拉萨市为主，为尽量减少地域偏倚，本研究也纳入了除拉萨市之外的其他主要地级市(日喀则市、昌都市、山南市、那曲市、林芝市、阿里地区)，但限于西藏自治区地广人稀，难以联系到广大农牧区居民参加调查。鉴于本研究发现疾病知晓度与受教育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农牧区居民较城市居民教育水平低，如农牧区居民参与调查，预计知晓度将更低。其次，本研究以线上问卷调查为主，可能对被调查者文化程度具有一定要求，从而造成一定的选择偏倚。未来可进一步扩大调查覆盖人群，包括农牧区、偏远地区和不同职业的群体，以获得更具代表性的数据。同时，可采用多种调查方法，如问卷调查结合现场访谈的定量和定性研究，以深入了解不同人群对认知障碍疾病的认知和态度。

综上，西藏自治区居民对认知障碍疾病的知晓度有待提升，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非医务工作者、未接触过认知障碍患者是疾病知晓度较低的危险因素。政府应加大对认知障碍疾病防治的投入，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医疗机构可加强专业培训和科研创新，提高疾病早期诊断和治疗水平；社会组织可开展志愿服务和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认知障碍疾病的认识和关注；公众应积极参与健康教育活动，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相信在政府、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下，居民对认知障碍疾病的知晓度将会得到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