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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慢性肠道疾病，以反复发作的腹痛和排便习惯改变为主要临床表现，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IBS病因尚未完全明确，研究发现以促炎细胞因子与抗炎细胞因子失衡为主要表现的肠道低度炎症和免疫激活是IBS的重要发病机制。其中，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6作为一种核心的促炎细胞因子，在IBS患者中表达显著升高，其可通过改变个体对IBS易感性、促进胃肠道运动与分泌、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诱导内脏高敏感及肠道黏膜屏障功能障碍等机制参与IBS发病，并与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本文就IL-6在IBS中的作用机制作一综述，以期为临床工作者开展IBS病因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Abstract: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is an extremely common chronic intestinal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recurrent abdominal pain and altered bowel habits,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The etiology of IBS remains incompletely understood.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low-grade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and immune activation, primarily manifested as an imbalance between pro-inflammatory and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as key pathogenic mechanisms in IBS. Among these, interleukin-6 (IL-6), a cor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i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IBS patients. IL-6 contributes to the pathogenesis of IBS through various mechanisms, including altering individual susceptibility to IBS, promoting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and secretion, activating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inducing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and impairing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function. Furthermore, IL-6 levels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IBS symptom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role and mechanisms of IL-6 in IBS, aiming to provid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clinicians and researchers investigating the etiology of 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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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病症，主要表现为反复发作的腹痛和排便习惯改变。根据患者排便异常时主要的粪便性状可将其分为腹泻型IBS(IBS with diarrhea，IBS-D)、便秘型IBS(IBS with constipation，IBS-C)、混合型IBS(IBS with mixed symptomology，IBS-M)及未定型IBS(IBS unclassified，IBS-U)[1]，其中我国以IBS-D较为常见。全球范围内，IBS患病率为1.1%~35.1%[2]。由于症状反复、病程迁延、治疗效果差，严重影响了患者生活质量，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和经济负担。目前IBS病因尚未完全阐明，可能是遗传因素、内脏高敏感、脑肠轴功能紊乱、肠道感染、肠道动力异常和黏膜通透性改变、免疫系统激活、肠道低度炎症及肠道微生物群失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近年来，研究发现肠道炎症与免疫激活在IBS发病中起重要作用[4]，而促炎细胞因子与抗炎细胞因子失衡是低度炎症和异常免疫应答的一项重要表现。多种诱发因素导致免疫细胞和炎症细胞异常增多后，可使促炎细胞因子表达升高，而抗炎细胞因子减少或无明显改变，综合作用下引起机体免疫系统激活，最终导致肠道功能紊乱。其中，促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6表达升高与遗传易感性、胃肠道动力异常、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HPA)活化、内脏高敏感及肠黏膜屏障功能障碍等有关，与IBS发病及其腹痛、腹泻等症状关系密切[5-6]。本文围绕IL-6在IBS中的相关机制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IBS治疗靶点的选择提供新思路。
1. 炎性细胞因子表达失衡与IBS
既往认为IBS是一种功能性疾病，但随着免疫组化和超微结构分析技术的不断进步，有报道揭示了IBS患者肠黏膜存在低度炎症和免疫失调[4]。研究初期，学者们发现免疫系统激活在感染后肠易激综合征(postinfection-IBS，PI-IBS)发病中起重要调控作用。PI-IBS是指部分急性胃肠道感染患者康复后仍间歇出现腹痛、排便频次增加、粪质稀薄等IBS症状[7]。PI-IBS患者肠黏膜中可见T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数量增多，且该现象随后在其余类型IBS患者中得到了验证[8-9]。免疫细胞分泌的炎性细胞因子表达失调反映了肠道炎症的发生。细胞因子是由免疫细胞(如单核-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和一些非免疫细胞(如血管内皮细胞、神经胶质细胞等)产生、分泌的一类小分子蛋白质，可作为细胞间信号传导介质，具备调节免疫应答、参与免疫细胞分化发育、介导炎症反应等重要生物学功能。维持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相对平衡状态是保持肠黏膜稳态的基础。诸多研究已证明，IBS患者的促炎细胞因子与抗炎细胞因子呈失衡状态，与健康对照人群相比，IBS患者血浆IL-6、IL-8、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等促炎细胞因子呈过表达，而IL-10、IL-13、IL-23等抗炎细胞因子表达明显下调[10-13]。在这些细胞因子中，尤以对IL-6的研究最为广泛与透彻，其在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IL-6与IBS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无论是外周血清还是肠黏膜组织中，促炎细胞因子IL-6表达水平均与IBS病情严重程度具有正相关性。冯雅婧等[14]研究发现，中、重度IBS组血清IL-6水平显著高于轻度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IL-6是影响IBS病情严重程度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15]。Bennet等[16]采用多变量分析法评估了IBS患者和健康受试者之间整体细胞因子谱的差异，发现与IBS最相关的细胞因子是血清IL-6和IL-8，且血清IL-6水平与大便频率、焦虑及抑郁程度均呈正相关。除血清改变外，刘修波等[17]发现IBS患者回肠末端及升结肠黏膜中的IL-6表达水平亦高于对照组，且该炎性因子水平与IBS内脏感知及排便习惯改变等症状的发生具有一定相关性。在基因水平上，Gupta等[18]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IL-6基因表达水平与IBS症状严重程度评分(the bowel symptom questionnaire, BSQ)呈中度至重度正相关，并与显著性网络(一个与疼痛感知和情绪处理相关的神经环路)中颞叶和前扣带回皮层区域的功能连接增强相关，提示外周炎症可能影响IBS患者的大脑功能。因此，多方面研究均显示外周血清和肠黏膜组织中IL-6水平与IBS患者症状及病情严重程度存在密切关联，提示该促炎因子在IBS发病中重要调控作用，可能为IBS病因学研究提供方向。
2. IL-6信号传导通路
IL-6为一种单链糖蛋白细胞因子，主要由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等细胞所分泌，其具有复杂的生物学功能，包括促进T细胞发育、刺激细胞毒性T细胞反应、诱导B细胞增殖分化并产生抗体，在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一种理想的肠道炎性标志物。IL-6信号传导主要有3种通路(图 1)，即经典信号传导、反式信号传导和反式呈递[19-20]。一般而言，经典信号传导主要参与抗菌和溶解活性，而反式信号传导和反式呈递主要介导促炎反应。在经典信号传导通路中，IL-6与膜结合型受体(membrane-bound IL-6 receptor, mIL-6R)相结合后可与糖蛋白130(glycoprotein 130, gp130)形成复合物，继而触发下游信号转导和基因表达。在反式信号传导通路中，IL-6受体(IL-6 receptor, IL-6R)以可溶性形式(sIL-6R)存在，并形成IL-6-sIL-6R复合体，进一步与gp130结合后启动细胞内信号传导。反式呈递主要通过树突细胞提供的IL-6/mIL-6R信号与T细胞上的gp130进行特异性相互作用，从而促进Th17细胞分化。此外，IL-6与树突细胞中的IL-6R结合后被运输至细胞膜，然后识别T细胞并与gp130相互作用，继而启动信号传导过程。上述通路通过形成IL-6-mIL-6R或IL-6-sIL-6R复合物，并与gp130相结合以触发信号，通过多路径进行生物学信号传导。目前认为，IL-6通过调控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kinase, MAPK/MEK)、Janus激酶/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Janus kinase /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JAK/STAT)、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PI3K)等信号通路，增强神经元兴奋性、痛觉敏感性和肠道通透性，从而参与IBS发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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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L-6信号传导通路IL-6(interleukin-6)：白细胞介素-6；mIL-6R(membrane-bound interleukin-6 receptor)：膜结合白细胞介素-6受体；sIL-6R(soluble interleukin-6 receptor): 可溶性白细胞介素-6受体；DC(dendritic cell)：树突状细胞；gp130(glycoprotein 130)：糖蛋白130；JAK(Janus kinase)：Janus激酶；RAS(rat sarcoma)：大鼠肉瘤蛋白；MAPK(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STAT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PI3K(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磷脂酰肌醇-3激酶；AKT(protein kinase B)：蛋白激酶B；Th17(T helper 17 cell)：辅助性T细胞17Figure 1. IL-6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3. IL-6参与IBS发病的机制
IL-6主要通过改变IBS遗传易感性、促进胃肠道运动与分泌、激活HPA轴、诱导内脏高敏感及肠道黏膜屏障功能障碍等机制调控IBS。本文基于此5个方面，论述IL-6在IBS发病中的作用。
3.1 改变遗传易感性
遗传易感性是指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由遗传因素决定的个体患病风险。IL-6基因多态性可改变个体对IBS的易感性。临床上IBS具有家族聚集性倾向的现象并不少见，虽然这可能部分源于社会心理问题，但遗传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Gupta等[18]通过对IBS组和对照人群外周基因表达水平进行探索性筛选分析，鉴定出了12个“炎症”基因簇，其中包括IL-6。Craig等[21]通过对PI-IBS的遗传风险因素进行深入探究，确定了IL-6、Toll样受体9和钙黏附蛋白1(cadherin 1, CDH1)三个基因区域，该区域内的基因突变被证明是PI-IBS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上述区域进行精细图谱分析后发现，IL-6、CDH1区域内存在2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与PI-IBS发病风险密切相关。区域基因多态性与PI-IBS的关联进一步证实了IL-6在IBS发病机制中的调控作用。Barkhordari等[22]调查了-174位(C/G)和nt565位(A/G)2个位点SNP与IBS的关系，发现在IBS患者中IL-6基因-174位点的G等位基因频率增加，可能是IL-6调控IBS发病风险的靶点。但该研究局限于伊朗地区，后续需在不同族群中进一步验证IL-6基因多态性与IBS的相关性，以辅助临床医生根据遗传易感性早期筛查IBS高风险人群，指导其调整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避免接触诱发或加重症状的因素，以降低IBS发病率。
也有研究认为，IBS患者中IL-6表达增多并非完全由基因介导，可能是后天获得的。Bashashati等[23-24]对IBS患者血清/血浆IL-6水平和IL-6(-G174C；rs1800795) 基因多态性进行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发现IBS患者血清IL-6水平显著升高(P=0.01)，但其IL-6(-G174C)基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表明除遗传因素外，IL-6水平还受其他因素的调节，未来需开展更多研究进一步明确相关机制。
3.2 促进胃肠道运动与分泌
肠道具有推进和混合2种基本运动模式，肠道运动由包括中枢神经、肠神经、Cajal间质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在内的多种细胞或因素的共同调节。其中平滑肌细胞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包括提供肠道蠕动的主要动力、协调节律性收缩，其收缩特性主要受肌球蛋白调节轻链磷酸化程度所调控。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yosin light chain kinase, MLCK)和肌球蛋白轻链磷酸酶(myosin light chain phosphatase, MLCP)之间的平衡则驱动着肌球蛋白调节轻链磷酸化。MLCK的活性依赖于Ca2+钙调蛋白，因此细胞中钙离子浓度是平滑肌收缩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前主要通过测定细胞中钙含量变化，作为神经元兴奋性的标志物[25-26]。细胞因子是肠道分泌和平滑肌收缩活动的基础，其诱导的肠道神经元活动可改变胃肠道运动、吸收与分泌功能，从而导致腹痛和排便习惯改变，驱动了IBS发生与发展。
肠道神经活动可直接影响胃肠运动功能，而IL-6可激活胃肠黏膜下神经元，从而影响胃肠道功能[5]。O'Malley等[27-28]通过动物实验发现，IBS模型大鼠结肠分泌的IL-6显著高于对照组，且IBS组结肠分泌物可引起肠黏膜下神经元发生更强的钙反应；同时，神经元暴露于高水平IL-6可引起细胞内钙水平增加，且钙反应幅度与IL-6浓度呈正相关；使用IL-6中和抗体清除血浆样品中的IL-6后钙反应明显下降，提示IL-6可通过刺激黏膜下神经元的钙反应以影响胃肠道运动功能。进一步研究发现，IL-6诱导神经元激活存在滞后时间，表明IL-6神经元激活存在潜在的中间步骤。肠胶质细胞被认为是肠道神经系统中的免疫调节细胞，既可分泌IL-6，又表达IL-6受体，从而参与IL-6介导的神经-免疫调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肠胶质细胞对IL-6刺激的反应比神经元更迅速，故推断IL-6首先通过活化肠胶质细胞，间接增强神经元的敏感性，进而促进信号传导[29]。
肠道神经活动也可影响肠道分泌功能，IL-6水平升高和随后的肠神经元激活可改变结肠分泌活性和通透性。O'Malley等[30]对IBS模型大鼠的结肠离子转运功能进行评估后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暴露于高水平IL-6可刺激IBS大鼠产生更大幅度的分泌电流。IL-6可通过增强胆碱能系统(包括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和烟碱乙酰胆碱受体)的神经介导分泌反应，影响肠道的离子分泌活动。通过吡啶斯的明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发现，IBS患者的中枢胆碱能反应较为明显。此外，IL-6可通过阻断去甲肾上腺素从交感神经纤维中的释放，从而抑制甲肾上腺素的功能，增强胆碱能系统的活性，这进一步证明IL-6是一种分泌细胞因子，可通过调控肠道分泌功能加重IBS排便异常。总体而言，肠道功能主要由肠神经元所调控，而IL-6表达升高可增强黏膜下神经元的活性，从而导致肠道功能的病理生理变化，抑制IL-6分泌可缓解IBS患者腹泻症状，起到治疗IBS的作用。但上述研究主要基于IBS-D亚型动物模型，IL-6主要表现为促进胃肠道运动与分泌，与IBS-D症状相符，后续需在余亚型IBS中继续探究IL-6与肠道运动、分泌的关系。
3.3 激活HPA轴
IBS患者常处于慢性应激状态，并合并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31]。应激状态下，个体可出现慢性低度全身炎症[32]，表现为血清中促炎细胞因子升高，而高水平促炎细胞因子可直接影响下丘脑和大脑中的单胺能神经网络，进而激活HPA轴。HPA轴是人类的核心内分泌应激系统，是连接大脑和肠道免疫系统之间的重要纽带。目前，诸多研究揭示了HPA轴活化及其高反应性与高水平IL-6的相关性。研究表明[6]，IBS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与HPA轴过度活跃有关，其中IL-6被认为是HPA轴的有效激活剂。Dinan等[33]研究发现，皮质醇和IL-6及其可溶性受体在所有类型的IBS中均升高，尤以在IBS-C中升高最为明显。研究者向IBS患者输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CRH)后观察到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和皮质醇分泌增强，表明HPA轴处于过度激活状态。进一步分析发现，ACTH的高反应与IL-6水平显著正相关，即IL-6水平越高，ACTH的分泌反应越强[33-34]，这表明IL-6可能通过作用于下丘脑CRH分泌神经元，放大CRH激活HPA轴的效应，导致ACTH和皮质醇过度释放，从而通过加剧应激反应而调控IBS发病。
研究证实，CRH和IL-6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CRH升高可导致IBS患者排便、肠黏膜通透性和免疫系统活性增加[35]。CRH受体(CRH receptor, CRHR)主要位于大脑和胃肠道平滑肌细胞中，刺激大脑中的CRHR1可引起焦虑，而刺激肠道中的CRHR1则可增加疼痛和排便。研究发现，IBS-D患者血清中CRH升高，并可通过CRHR1增强肠道运动功能进而引起腹泻，而IL-6可刺激CRH分泌神经元，加重患者的炎症状态和IBS症状[36]。O'Malley等[37]研究发现，IBS模型大鼠结肠分泌物可通过激活CRHR1以刺激黏膜下神经元细胞中钙离子浓度升高，同时IL-6可增强CRH诱发的钙反应，从而通过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ERK/MAPK)通路强化CRH介导的神经元活化。值得注意的是，CRH也可刺激结肠分泌IL-6并上调神经元中IL-6R表达。此种协同作用最终增强神经元的兴奋性并影响结肠分泌功能，由此可阐明应激状态下IL-6可通过增强CRH介导的神经元活化及其信号传导功能，进一步放大CRH的作用，从而激活HPA轴，导致IBS患者症状发作，提示在临床治疗中应避免患者处于应激状态，同时关注患者的精神心理变化。
3.4 诱导内脏高敏感
内脏高敏感性是指身体内脏器官的敏感性增加或对疼痛的感知加重。IL-6可诱导内脏超敏反应，从而导致IBS患者出现疼痛症状。在Lewis大鼠模型中，黏膜炎症严重程度可作为内脏感觉功能改变的预测因子[38]。Huang等[39]研究发现，外源性IL-6进入下丘脑室旁核可模拟内脏超敏状态，进一步使用IL-6中和抗体干预可减轻这一现象，提示IL-6可引起内脏高敏感，其机制可能与下述3种因素有关。
首先，IL-6可使结肠内脏传入神经对机械刺激更加敏感。Hughes等[40]研究发现，IBS-D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上清液可引起小鼠结肠传入末梢的机械超敏反应，其中IL-6可通过激活结肠传入神经中表达的IL-6R，从而增强对机械刺激的敏感性，表现为IL-6水平升高与患者疼痛频率、强度直接相关。IL-6主要通过背根神经节(dorsal root ganglion, DRG)影响传入神经的功能，而来自肠道的疼痛和不适主要由腰内脏神经和骶盆腔神经的c纤维发出信号，其胞体位于DRG内[8]。IL-6可在短期内增强神经元兴奋性，并在长期作用下放大痛觉信号传导。von Banche等[41]在几乎所有DRG神经元中均检测到了gp130样反应。在短期效应内，IL-6可通过gp130受体复合物诱导约1/3的DRG神经元中钙离子浓度迅速增加；而在长期作用下，IL-6中可显著促进DRG神经元表达神经激肽1型受体，此种效应依赖于MAPK/MEK信号通路的激活，表明MAPK/MEK通路在IL-6增强痛觉敏感性效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IL-6可诱导机械性伤害知觉可塑性。肠感觉传入神经的可塑性改变与IBS的内脏超敏反应有关[42]。Melemedjian等[43]发现，IL-6和神经生长因子与人体的痛觉可塑性密切相关。IL-6可通过ERK通路激活MAPK相互作用激酶1，促进真核翻译起始因子4E磷酸化及相关复合物形成，从而增加初级感觉神经元及其轴突的蛋白质合成，调控感觉神经元翻译，导致初级传入神经元的机械敏感性持续变化。
再次，促炎细胞因子可通过中枢机制增强疼痛感，IL-6已被证明可调控脊髓内的痛觉信号传递，导致痛觉过敏[44]。Kawasaki等[45]通过体外实验发现，IL-6可降低自发性抑制性突触后电流频率，抑制γ-氨基丁酸和甘氨酸诱导的电流，促进背角浅层神经元中的cAMP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AMP response element-binding protein, CREB)磷酸化，并在脊髓注射后产生热痛觉过敏。此外，IL-6还可通过调节抑制性突触传递，在浅表背角神经元中诱导中枢敏化和痛觉过敏，从而导致患者出现腹痛症状，因此，阻断以IL-6为代表的促炎细胞因子在脊髓中的作用可有效缓解IBS患者的慢性疼痛。
3.5 诱导肠道黏膜屏障功能障碍
肠道黏膜屏障功能障碍表现为肠黏膜的通透性持续增加，从而破坏肠道免疫稳态。系统综述表明，IBS患者中存在肠道屏障黏膜功能障碍，且程度与腹痛、肠功能改变等呈正相关[46]。基于结肠镜活检样本的研究发现，IBS患者体内存在广泛的肠黏膜损伤，这被认为与肠道低度炎症有关，并由促炎因子的持续作用所导致[47]，其机制与炎症因子可诱导MLCK转录和激活，并促进肌球蛋白轻链2(myosin light chain 2, MLC2)特异性磷酸化，进而导致细胞骨架松动，使紧密连接蛋白变得松散并形成间隙有关[48]。IL-6可调控多种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从而影响肠道屏障功能。在急性结肠炎小鼠模型中，给予IL-6单克隆抗体可显著降低肠道黏膜通透性[49]。在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患者中，IL-6通过MAPK和PI3K依赖性途径刺激紧密连接蛋白-2(claudin-2)表达，增加紧密连接蛋白的通透性，从而诱发肠道黏膜屏障功能异常[50]。目前尚缺乏IL-6通过诱导肠道黏膜屏障功能障碍继而导致IBS发生的直接证据，但IBS作为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可能与IBD存在相似的发病机制和病理改变[51]。有研究提出，IBD患者在缓解期有较多类似IBS样的症状发生，且与无IBS样症状的深度缓解IBD患者相比，伴有IBS样症状的IBD患者表现出更高的血清IL-6水平，并合并更重的焦虑、抑郁症状及应激反应程度，且此种IBS样症状与IL-6水平升高呈相关性[52]，提示IL-6介导的免疫-炎症反应可能是这2种疾病共同的发病环节，推测IL-6可通过使肠道通透性升高，削弱肠黏膜的屏障作用，继而引发IBS相关症状。
4. 小结与展望
IL-6在IBS患者血清、肠黏膜组织中明显升高，且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其可通过影响遗传易感性、肠道运动与分泌、HPA轴、内脏高敏感性、肠道黏膜屏障功能等机制调控IBS发生，有望成为IBS治疗的新靶点。与此同时，该领域尚面临诸多问题亟待解决：(1)IL-6基因多态性可改变个体对IBS的易感性，进而造成IBS患病率具有较大的地域差异，但目前的研究仅局限于部分地区。(2)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未发现IL-6基因在IBS患者与对照人群之间存在差异，因此，IL-6在遗传方面的作用尚存疑问。(3)目前针对IL-6与IBS相关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IBS-D，IL-6在其他类型IBS中的作用需进一步验证。(4)目前多数研究成果基于动物实验和体外实验，尚缺乏高级别临床研究证据。鉴于IBS的诊断主要通过肠镜等侵入性检查，其难以作为广泛的筛查手段，且患者依从性差[53]。因此，进一步明确IL-6在IBS中的作用机制将有助于IBS的早期诊断和治疗监测。
作者贡献：刘莉负责文献检索、论文撰写；赵春华、闵寒负责写作指导及论文修订。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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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L-6信号传导通路
IL-6(interleukin-6)：白细胞介素-6；mIL-6R(membrane-bound interleukin-6 receptor)：膜结合白细胞介素-6受体；sIL-6R(soluble interleukin-6 receptor): 可溶性白细胞介素-6受体；DC(dendritic cell)：树突状细胞；gp130(glycoprotein 130)：糖蛋白130；JAK(Janus kinase)：Janus激酶；RAS(rat sarcoma)：大鼠肉瘤蛋白；MAPK(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STAT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PI3K(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磷脂酰肌醇-3激酶；AKT(protein kinase B)：蛋白激酶B；Th17(T helper 17 cell)：辅助性T细胞17
Figure 1. IL-6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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