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投稿
专家审稿
编辑办公
邮件订阅
RSS
Research Progress on Prognostic Prediction Models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
摘要: Child-Pugh分级和终末期肝病模型是术前评估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患者根治性肝切除术后肝功能衰竭及整体临床转归的经典方法，但受白蛋白、腹水、血肌酐等因素的影响，二者的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后发现，术前白蛋白-胆红素评分、血小板-白蛋白-胆红素评分、格拉斯哥预后评分以及新型预测模型在HCC患者肝切除术后肝功能衰竭及临床预后评估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本文将对常用的根治性肝切除术HCC患者预后模型进行介绍，并对其应用价值进行综述。Abstract: The classical Child-Pugh classification and the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are now widely used in clinics for postoperative assessment of liver failure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treated with radical hepatectomy. However, there are limitatio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both method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albumin, ascites, and blood creatinine. A review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revealed that preoperative albumin bilirubin score, platelet albumin bilirubin score, Glasgow prognostic score and new predictive models have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evaluating liver failure and prognosis of HCC patients after hepatectomy. In this paper, we aim to introduce the commonly used prognostic models for HCC patients undergoing radical hepatectomy and review the value of their application.
-
食管癌是起源于食管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为消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治疗方式包括外科手术、放化疗以及综合治疗。对于可切除性食管癌，外科治疗是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但外科手术损伤大、并发症多。随着医学水平提高，外科手术趋于微创化，其中胸腹腔镜下微创McKeown食管癌切除术具有病灶切除完全、淋巴结清扫彻底、损伤小，严重并发症少、近期疗效好等优势，已成为食管癌治疗的主流方式。
食管癌患者术前多存在不同程度的吞咽困难，且术后禁食禁水时间长，易发生围术期营养不良，导致术后并发症增加，影响患者康复，常需进行营养干预。早期肠内营养支持有助于改善患者术后营养状况，且可避免肠外营养相关的副作用，在减少术后感染、吻合口漏发生率方面更具优势[1]。目前食管癌术后早期肠内营养支持主要包括经口营养、经鼻空肠营养和空肠造瘘营养，各种营养支持方式的优劣性仍存争议[2]。腹腔镜空肠造瘘营养可通过腹部小切口将营养管置入空肠内，经腹壁引出并固定，继而进行肠内营养泵注。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自2017年11月起开始将该营养支持方式应用于食管癌手术患者。本研究对北京协和医院连续7年行微创McKeown食管癌切除术的数据进行总结，发现相较于早期经口肠内营养，空肠造瘘肠内营养在缩短术后住院时间、提高术后辅助化疗完成率、改善术后早期营养状况及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均更具优势，现报告如下，以供临床医师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研究对象为2013年1月至2020年6月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诊治的食管癌患者。纳入标准：(1)经内镜活检组织病理确诊为原发性食管鳞状细胞癌；(2)行胸腹腔镜McKeown三切口食管癌切除术；(3)无远处转移灶；(4) 术后住院期间经口或经空肠造瘘进行肠内营养支持。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系统肿瘤的患者；(2)术中转为开放手术的患者；(3)术前基线资料及术后主要观察指标检查结果缺失者。
患者根据术后营养支持方式进行分组。其中2013年1月至2017年10月的患者术后采用经口肠内营养，为经口营养组；2017年11月至2020年6月的患者术中行腹腔镜空肠造瘘，术后早期经空肠造瘘管予肠内营养支持，为空肠造瘘组。
本研究已通过北京协和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号：K2253)，并豁免患者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手术及空肠造瘘方法
所有患者由同一手术组医师实施胸腹腔镜McKeown三切口食管癌切除术，采用单腔气管插管、右侧支气管封堵器进行麻醉，具体步骤参见文献[3]。空肠造瘘组在肿瘤切除后即进行空肠造瘘，造瘘装置为德国Freka公司产品。在完成腔镜下游离并制作完成细管胃后，患者采取头低脚高位。选择距离屈氏韧带40 cm空肠系膜缘对侧处作为空肠穿刺点。首先使用3-0荷包线直针由左上腹皮肤穿刺孔上方穿刺进入腹腔，于空肠穿刺点近端沿肠壁横轴行浆肌层预置半荷包(图 1A)。穿刺针出肠壁后再由穿刺孔上方自腹腔向皮下穿出，完成近端半荷包缝合。然后使用3-0可吸收线于空肠穿刺点周围预置八字缝合，以备腹腔内固定空肠造瘘管(图 1B)。使用3-0半荷包直针以同样方法于空肠穿刺点远端、第一道半荷包对侧行另一半荷包缝合(图 1C)。将肠壁穿刺器经腹壁穿刺进入腹腔后，于八字缝合线中间处穿刺空肠壁进入肠腔(图 1D)，置入造瘘管并引导造瘘管进入空肠远端40 cm。将八字缝合线打结并收紧固定空肠造瘘管(图 1E)，然后于腹腔外收紧两道荷包线，使空肠紧密贴合于腹壁(图 1F)。注入生理盐水确定造瘘管通畅，缝合皮肤切口并固定营养管。
1.2.2 术后营养支持
(1) 经口营养组：术后严格禁食禁水、全肠外营养7 d，术后第7天行上消化道造影，排除明显吻合口漏后在医师指导下进流食，并逐渐加量、过渡至半流食及安素营养粉，根据个体情况逐渐减停肠外营养后出院，每天经口进食约6~8次。(2)空肠造瘘组：术后严格禁食禁水，前2 d予全肠外营养支持。第3天经空肠造瘘管泵入500 mL葡萄糖氯化钠溶液，起始泵速20 mL/h，持续泵入。如患者无特殊不适，术后第4天起泵入肠内营养液，起始速率为5 kcal/ (kg·d)，逐渐增加至30 kcal/ (kg·d)，并逐渐减停肠外营养至术后第3周。如无特殊情况，患者术后早期无需常规行上消化道造影检查。出院后保持禁食禁水，术后第3周复查上消化道造影无异常后开始过渡为经口进食，如无需辅助化疗，则根据经口进食情况逐渐减停空肠造瘘营养支持并拔除营养管；如需辅助化疗，则空肠造瘘营养支持至化疗结束，并根据情况拔除营养管。患者出院时详细告知空肠造瘘营养管护理要点，包括定期使用含碘消毒液消毒、及时加固营养管固定线、定期营养管冲洗防止阻塞等，必要时可门急诊就诊。
1.3 观察指标
(1) 治疗相关指标：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辅助化疗完成率(完成辅助化疗的患者数/需行辅助化疗的患者数)、围术期并发症(包括导管相关并发症、手术相关并发症)。(2)营养状况：术前与术后7 d血清总蛋白、白蛋白；术前与术后1个月、3个月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术后1个月、3个月体质量下降率(术后体质量减少值占术前体质量的百分比)。(3)生活质量：采用生命质量测定量表(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core 30，QLQ-C30)评估患者术前、术后7 d、术后1个月生活质量。QLQ-C30为欧洲癌症治疗研究组织所编制，包含2个症状量表(疼痛和虚弱)、4个功能量表(情绪、角色、社会功能和躯体) 和1个总体生活质量量表(总分)，共7个量表 30个条目，主要用于评估术前和术后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4]。症状量表评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差，功能性量表和生活质量总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4 样本量估算
根据术后1个月QLQ-C30总分进行样本量估算。根据既往临床经验，空肠造瘘组术后1个月QLQ-C30总分约为80±20，经口营养组约为70±20，检验水准α为0.05，双侧检验，β为0.1(把握度90%)，空肠造瘘组和经口营养组样本量为2∶1。经计算，空肠造瘘组样本量最低为94例，经口营养组最低为47例。样本量估算通过Power and Sample Size软件完成。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白蛋白、总蛋白、BMI、体质量下降率等符合正态分布(Kolmogorov-Smirnov检验)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年龄、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等不符合正态分布，以中位数(四分位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性别、TNM分期、并发症等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临床资料
共入选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食管癌患者190例。其中空肠造瘘组128例、经口营养组62例。两组年龄、性别、TNM分期、肿瘤部位等基线资料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指标 空肠造瘘组(n=128) 经口营养组(n=62) 年龄[M(P25, P75), 岁] 63(57, 67) 60(54, 67) 性别[n(%)] 男 108(84.38) 54(87.10) 女 20(15.62) 8(12.90) TNM分期[n(%)] Ⅰ 33(25.78) 16(25.81) Ⅱ 44(34.38) 22(35.48) Ⅲ 41(32.03) 19(30.65) Ⅳ 10(7.81) 5(8.06) 肿瘤部位[n(%)] 食管上段 13(10.16) 9(14.52) 食管中段 71(55.47) 30(48.39) 食管下段 44(34.37) 23(37.09) 术前新辅助治疗[n(%)] 45(35.16) 20(32.26) 术后辅助化疗[n(%)] 62(48.44) 28(45.16) 2.2 治疗相关指标
空肠造瘘组共发生导管相关并发症6例(4.69%)，包括肠梗阻2例，伤口感染2例，导管移位1例(0.78%)，二次手术1例。空肠造瘘组术后辅助化疗完成率高于经口营养组(P=0.005)，术后住院时间低于经口营养组(P＜0.001)。两组手术时间、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均无显著差异(P均＞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相关指标比较指标 空肠造瘘组(n=128) 经口营养组(n=62) P值 手术时间[M(P25, P75), min] 335(300，374) 330(310, 370) 0.750 术后住院时间[M(P25, P75), d] 11(9, 13) 14(13, 20) ＜0.001 有吻合口漏 20(15, 32) 36(28, 80) 0.040 无吻合口漏 10(9, 12) 14(13, 18) ＜0.001 完成术后辅助化疗[n(%)] 59(95.16) 21(75.00) 0.005 手术相关并发症[n(%)] 36(28.13) 22(35.48) 0.748 吻合口漏 10(7.81) 7(11.29) 0.431 喉返神经损伤 12(9.38) 7(11.29) 0.680 呼吸系统并发症 6(4.69) 5(8.06) 0.350 心血管系统并发症 5(3.91) 2(3.23) 0.816 乳糜漏 2(1.56) 1(1.61) 0.975 术后30 d内死亡 1(0.78) 0(0) 0.485 2.3 营养状况
两组术前BMI及围术期总蛋白、白蛋白均无显著性差异(P均＞0.05)。空肠造瘘组术后1个月、3个月BMI均高于经口营养组，术后1个月、3个月体质量下降率均低于经口营养组(P均＜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围术期营养指标比较(x±s)指标 空肠造瘘组(n=128) 经口营养组(n=62) P值 白蛋白(g/L) 术前 39.6±4.5 39.7±4.9 0.951 术后7 d 34.2±4.5 33.2±5.0 0.171 总蛋白(g/L) 术前 56.1±5.6 56.8±4.6 0.430 术后7 d 52.9±5.7 51.7±4.4 0.147 BMI(kg/m2) 术前 24.2±3.4 24.3±3.8 0.804 术后1个月 23.3±3.5 21.7±3.9 0.006 术后3个月 22.6±3.5 20.6±4.0 ＜0.001 体质量下降率(%) 术后1个月 3.9±2.2 10.3±3.5 ＜0.001 术后3个月 6.5±3.1 15.7±4.8 ＜0.001 BMI：体质量指数 2.4 生活质量
两组术前生活质量评分均无显著差异(P均＞0.05)。与术前比较，两组患者术后7 d时生活质量症状量表评分均升高，功能量表评分及总体生活质量评分均急剧降低，术后1个月时各评分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尤其空肠造瘘组功能量表评分及总体生活质量评分接近术前状态。相较于经口营养组，空肠造瘘组术后7 d与术后1个月时症状量表评分(术后1个月时疼痛评分除外)均降低，功能量表评分及总体生活质量评分均升高(P均＜0.05)，见图 2。
3. 讨论
良好的营养状况有助于降低术后并发症，增强免疫功能，促进机体功能恢复。由于术前吞咽功能障碍及术后禁食禁水导致营养摄入不足，营养支持已成为食管癌围术期治疗的重要部分。相较于肠外营养，肠内营养支持提供的营养更全面、费用更低、可使用时间更长且并发症更少，临床应用更广泛，但何种方式的肠内营养为最佳途径尚存争议。本研究对比了经口营养与经空肠造瘘营养在行微创McKeown食管癌切除术患者中的应用情况，发现两组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无显著差异，且相较于经口营养组，空肠造瘘组患者术后1个月、3个月BMI及术后7 d、术后1个月生活质量均更高，术后1个月、3个月体质量下降率均更低，提示空肠造瘘营养支持安全可行，在术后营养支持、促进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恢复方面更具优势。
小肠蠕动、吸收功能约在术后6 h即开始恢复，早期肠内营养可刺激内脏神经对消化道的支配，促进胃肠蠕动和排气，缩短恢复正常饮食的时间，并可改善患者营养状况，提高免疫功能，这亦是加速术后康复理念的重要基础[5]。但由于手术创伤，且受吻合口漏和术后感染引起肺炎等严重并发症的影响，食管癌患者术后早期经口进食仍难以实现。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肠内营养，如经鼻空肠营养或空肠造瘘营养成为目前食管癌切除术后早期营养支持的主要途径[6]，但经空肠造瘘营养是否优于经口营养仍存在不同看法。一项研究纳入了154例接受食管癌切除术的患者，旨在比较不同营养支持方式的优劣势，结果显示与经口营养组相比，经空肠造瘘组围术期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降低，提示该方法在围术期安全方面更具优势[7]。Akiyama等[8]研究认为，经空肠造瘘营养支持会明显增加并发症发生率，并非所有接受食管癌切除术的患者均适合进行该途径的营养干预。根据临床经验，由于Mckeown食管癌切除术后管胃行程长、张力高、血供差等特点，使颈部吻合口漏的发生率高于胸腔内吻合(本研究吻合口漏总体发生率为8.95%)，特别适合空肠造瘘术的实施。本研究结果显示，空肠造瘘组术后1个月、3个月BMI均高于经口营养组，术后1个月、3个月体质量下降率低于经口营养组，提示对于适宜进行空肠造瘘营养干预的患者，该方法营养支持性好，更有利于术后营养供应。可能原因：空肠营养可根据患者需求选用不同配方的营养液，如糖尿病专用配方、高能量配方等，且营养液调整方便。此外，由于空肠造瘘营养支持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对于不能经口营养的患者而言，其经济性好、安全性高，可作为长期营养支持的替代方法[9]。
随着医疗理念的更新，越来越多的临床医师在追求治疗疾病的同时，更加注重保障患者的生活质量。食管癌切除术后生活质量受手术治疗效果、是否放化疗、并发症及机体自身状况等因素的影响，QLQ-C30量表可从临床症状、机体功能等方面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10]，且尤其适用于癌症患者[2]。一项系统性研究表明，在食管癌切除术后的数天内，患者的QLQ-C30生活质量总体评分急剧下降[11]。本研究结果显示，与术前比较，两组患者术后7 d时生活质量症状量表评分均升高，功能量表评分及总体生活质量评分均急剧降低，术后1个月时各项评分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尤其空肠造瘘组功能量表评分及总体生活质量评分接近术前状态，提示适宜的营养补充对患者术后身体与心理的恢复是必要的。与经口营养组比较，空肠造瘘组患者在术后不同时间点的症状量表评分更低，功能量表评分及总体生活质量评分均更高、术后住院时间更短，提示经空肠造瘘营养支持更有助于食管癌患者术后回归正常生活，可能与该方法提供的营养更全面、更符合生理特点有关。
日本一项研究表明，食管癌切除术中常规放置空肠造瘘管未改善术后营养不良，且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12]。笔者认为，该研究术后肠梗阻发生率高达11.5%，提示其造瘘方法本身可能存在问题。本研究结果显示，与经口营养组比较，空肠造瘘组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并未显著增加，且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率较低(4.69%)，与既往报道结果一致[13]。本研究多数导管相关并发症经保守治疗后好转，仅1例肠梗阻患者保守治疗无效，通过二次腹腔镜手术探查，粘连松解、去除空肠造瘘管后病情好转。此外，与另一种肠内营养途径经鼻空肠营养比较，经空肠造瘘营养的营养管放置度更深，不易引起营养液反流，且无经鼻空肠营养引起的鼻咽部不适症状，同时空肠造瘘管缝合于腹壁，可降低营养管脱落的风险。本研究空肠造瘘管平均放置时间为12 min，未明显增加手术时间，提示该途径的营养支持安全性高、具有可行性。
鉴于既往研究中放置营养管可引起肠梗阻，笔者总结了4点心得，可能有助于预防该现象发生。(1)术中轻轻牵拉肠管，并提前将肠管方向摆放好。将空肠造瘘管由近端插入空肠远端，避免发生扭转，并将肠管固定在腹壁上。为避免张力过大，手术部位距屈氏韧带不应小于40 cm。(2)患者于术前一晚接受肠道准备，术后通过胃管持续胃肠减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及时下床活动可增加胃肠动力；同时控制肠内营养的速度、温度及浓度，减少对肠道的刺激。(3)出现腹胀等不适症状后，可采取一些积极的治疗措施，以促进胃肠减压，如腹部按摩、床下活动、灌肠或口服乳果糖。(4)若上述步骤无法缓解临床症状，并出现绞窄性肠梗阻，应考虑手术探查。
本研究局限性：(1)回顾性研究，由于病例数较少而未进行严格配对，且两组为不同时期手术患者，可能结果存在一定偏倚；(2)虽然空肠造瘘组术后辅助化疗完成率高于经口营养组，理论上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延长生存期。但本研究观察时间较短，未获得患者的远期生存及生活质量情况，空肠造瘘营养支持对患者远期影响未纳入分析。
综上所述，空肠造瘘是一种经济、安全的营养支持方法。与经口营养比较，该营养途径更有利于食管癌切除术患者术后营养支持，促进生活质量的恢复，并可提高术后新辅助化疗完成率且未增加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空肠造瘘的最适宜人群、个体化方案选择、对患者远期生存的影响，仍需更多循证医学研究证实。
作者贡献：张垚、赵成俊负责文献收集、论文撰写；杜磊、马倩源负责论文修订; 任宾负责拟定写作思路，指导论文撰写并最终定稿。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
表 1 根治性肝切除术HCC患者预后预测模型总结
预测模型 组成参数及特征 适用情形描述 优点 缺点 Child-Pugh分级 包含腹水、肝性脑病、TBIL、ALB及凝血酶原时间5项指标，等级越高表示肝功能损伤越重 预测慢性肝病患者预后的经典分期系统，尤其适用于肝硬化患者，是进行肝移植和肝切除术的必要评估内容 可估计肝功能状态，使用方便，对肝病较轻的患者具有较好预测价值 部分指标主观性强、缺乏统一量化；存在内部等级差异进而影响预后的判断；对严重肝病的判断不精准 MELD评分 包含TBIL、Cr、INR及病因4项指标，评分越高表示肝功能损伤越重，预后不良的风险越高 预测非肝移植患者肝病相关死亡率，评价肝移植前患者等待供体的死亡风险并预测移植术后死亡率 目前最有效的终末期肝病模型之一，对终末期肝病短期、中期死亡率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非肝病因素可影响组成参数的稳定性；不适用于肝功能损伤程度较轻者 ALBI评分 基于ALB和TBIL构建的等级评分，等级越高，预后不良的风险越大 评估肝病患者肝功能严重程度及术后并发症、预后风险 较全面地反映肝功能状况，可对同Child-Pugh等级患者进一步风险分层 组成参数较少，结果易存在偏倚；肝外因素可能影响等级的划分 PALBI评分 在ALBI的基础上新增了PLT指标，等级越高，预后不良的风险越大 同ALBI评分 相比ALBI评分，可更全面地反映肝功能状况；可对Child-Pugh A级患者进行更具体的风险分层 缺乏对Child-Pugh B~C级患者的预测价值验证 GPS评分 仅包含CRP、ALB 2项指标，赋值越大，预后不良的风险越高 多用于卵巢癌、胃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预后评估 同时考虑炎症和营养状况，简单、快捷 HCC患者相关研究较少，性能有待验证 ALBI-FIB-4评分 将肝功能ALBI评分与肝纤维化FIB-4指数相结合的综合评分系统 目前仅报道用于HCC患者术后预后的评估 同时将肝功能及肝纤维化作为术后评估标准，性能优于单一ALBI评分、FIB-4指数 相关研究较少，性能尚待进一步验证 ALBI-APRI评分 将肝功能ALBI评分与肝纤维化APRI指数相结合的综合评分系统 目前仅报道用于HCC患者术后预后的评估 同时将肝功能及肝纤维化作为术后评估标准，性能优于单一ALBI评分、APRI指数 相关研究较少，性能尚待进一步验证 neo-GPS评分 将肝功能ALBI评分与炎症反应GPS评分相结合的综合评分系统 目前仅报道用于HCC患者术后并发症的评估 同时将肝功能及炎症、营养状况作为术后评估标准 相关研究较少，性能尚待进一步验证 HCC：肝细胞癌；TBIL：总胆红素；ALB：白蛋白；MELD：终末期肝病模型；Cr：肌酐；INR：国际标准化比值；ALBI：白蛋白-胆红素评分；PALBI：血小板-白蛋白-胆红素评分；PLT：血小板；GPS：格拉斯哥预后评分；CRP：C反应蛋白；FIB-4指数：纤维化-4指数；APRI：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与血小板的比值 
下载: 导出CSV
-
[1] Forner A, Reig M, Bruix J.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Lancet, 2018, 391: 1301-1314. DOI: 10.1016/S0140-6736(18)30010-2
[2] Villanueva A.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N Engl J Med, 2019, 380: 1450-1462. DOI: 10.1056/NEJMra1713263
[3] Wang FS, Fan JG, Zhang Z, et al. The global burden of liver disease: the major impact of China[J]. Hepatology, 2014, 60: 2099-2108. DOI: 10.1002/hep.27406
[4] 沈英皓, 孙惠川, 周俭. 肝切除术前肝脏储备功能评估[J]. 中华肝脏外科手术学电子杂志, 2019, 8: 469-47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HZW201906001.htm [5] Yu DC, Chen WB, Jiang CP, et al. Risk assessment in patients undergoing liver resection[J]. Hepatobiliary Pancreat Dis Int, 2013, 12: 473-479. DOI: 10.1016/S1499-3872(13)60075-2
[6] Byrd K, Alqahtani S, Yopp AC, et al. Role of Multidisciplinary Care in the Manage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Semin Liver Dis, 2021, 41: 1-8. DOI: 10.1055/s-0040-1719178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 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J].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2, 30: 367-38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IBU202304002.htm [8] Zhou SJ, Zhang EL, Liang BY, et al. Morphologic severity of cirrhosis determines the extent of liver resection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Child-Pugh grade A cirrhosis[J]. J Surg Res, 2016, 200: 444-451. DOI: 10.1016/j.jss.2015.08.027
[9] Watanabe Y, Aikawa M, Kato T, et al. Influence of Child-Pugh B7 and B8/9 cirrhosis on laparoscopic liver rese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Surg Endosc, 2023, 37: 1316-1333. DOI: 10.1007/s00464-022-09677-x
[10] Durand F, Valla D. Assessment of the prognosis of cirrhosis: Child-Pugh versus MELD[J]. J Hepatol, 2005, 42: S100-S107. DOI: 10.1016/j.jhep.2004.11.015
[11] Malinchoc M, Kamath PS, Gordon FD, et al. A model to predict poor survival in patients undergoing 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s[J]. Hepatology, 2000, 31: 864-871. DOI: 10.1053/he.2000.5852
[12] Badawy A, Seo S, Toda R, et al. Different clinical risk scores for prediction of early mortality after liver rese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hich is the best[J]. ANZ J Surg, 2019, 89: 1275-1280. DOI: 10.1111/ans.15368
[13] Wang YY, Zhao XH, Ma L, et al. Comparison of the ability of Child-Pugh score, MELD score, and ICG-R15 to assess preoperative hepatic functional reserve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J Surg Oncol, 2018, 118: 440-445. DOI: 10.1002/jso.25184
[14] 陈敏强, 李文韬, 刘晓光, 等. 新型肝功能评分模型在肝细胞癌射频消融治疗中的应用价值[J].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0, 36: 2092-2096. [15] Johnson PJ, Berhane S, Kagebayashi C, et al. Assessment of live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new evidence-based approach-the ALBI grade[J]. J Clin Oncol, 2015, 33: 550-558.
[16] Fagenson AM, Gleeson EM, Pitt HA, et al. Albumin-Bilirubin Score vs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in Predicting Post-Hepatectomy Outcomes[J]. J Am Coll Surg, 2020, 230: 637-645. DOI: 10.1016/j.jamcollsurg.2019.12.007
[17] Lin CY, Lin CC, Wang CC, et al. The ALBI Grade is a Good Predictive Model for Very Late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Undergoing Primary Resection[J]. World J Surg, 2020, 44: 247-257. DOI: 10.1007/s00268-019-05197-3
[18] Marasco G, Alemanni LV, Colecchia A, et al. Prognostic Value of the Albumin-Bilirubin Grade for the Prediction of Post-Hepatectomy Liver Failur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Clin Med, 2021, 10: 2011. DOI: 10.3390/jcm10092011
[19] Wang YY, Zhong JH, Su ZY, et al. Albumin-bilirubin versus Child-Pugh score as a predictor of outcome after liver rese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Br J Surg, 2016, 103: 725-734. DOI: 10.1002/bjs.10095
[20] Lau W, Leung K, Leung TW, et al. A logical approach 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esenting with jaundice[J]. Ann Surg, 1997, 225: 281-285. DOI: 10.1097/00000658-199703000-00007
[21] Roayaie S, Jibara G, Berhane S, et al. PALBI An objective score based on platelets, albumin bilirubin stratifies HCC patients undergoing resection & ablation better than child's classification[J]. Hepatology, 2015, 62: 624A-690A. DOI: 10.1002/hep.28219
[22] Lu LH, Zhang YF, Cai MY, et al. Platelet-albumin-bilirubin grade: Risk stratification of liver failure, prognosis after rese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Dig Liver Dis, 2019, 51: 1430-1437. DOI: 10.1016/j.dld.2019.04.006
[23] Luo HM, Zhao SZ, Li C, et al. Preoperative platelet-albumin-bilirubin grades predict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liver resection: A retrospective study[J]. Medicine (Baltimore), 2018, 97: e0226. DOI: 10.1097/MD.0000000000010226
[24] Shehta A, Han HS, Ahn S, et al. Post-resection recurrenc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cirrhotic patients: Is thrombocytopenia a risk factor for recurrence[J]. Surg Oncol, 2016, 25: 364-369. DOI: 10.1016/j.suronc.2016.08.002
[25] Maithel SK, Kneuertz PJ, Kooby DA, et al. Importance of low preoperative platelet count in selecting patients for resec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multi-institutional analy-sis[J]. J Am Coll Surg, 2011, 212: 638-650. DOI: 10.1016/j.jamcollsurg.2011.01.004
[26] Wang ZX, Peng W, Zhang XY, et al.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postoperative change of PALBI grade for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hepatectomy[J]. Medicine (Baltimore), 2021, 100: e24476. DOI: 10.1097/MD.0000000000024476
[27] Omichi C, Nakamura K, Haraga J, et al. Glasgow prog-nostic score is an independent marker for poor prognosis with all cases of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J]. Cancer Med, 2016, 5: 1074-1080. DOI: 10.1002/cam4.681
[28] Kumamoto T, Takeda K, Matsuyama R, et al. Glasgow Prognostic Score Predicts Survival and Recurrence Pattern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Hepatectomy[J]. Anticancer Res, 2023, 43: 875-882. DOI: 10.21873/anticanres.16230
[29] Kaibori M, Hiraoka A, Iida H, et al. Comparison of the New Neo-Glasgow Prognostic Score Based on the Albumin-Bilirubin Grade with Currently Used Nutritional Indices for Prognostic Prediction following Surgical Resec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Multi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 in Japan[J]. Cancers (Basel), 2022, 14: 2091. DOI: 10.3390/cancers14092091
[30] Chang KV, Chen JD, Wu WT,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Loss of Skeletal Muscle Mass and Mortality and Tumor Recurrenc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Liver Cancer, 2018, 7: 90-103. DOI: 10.1159/000484950
[31] Liu PH, Hsu CY, Hsia CY, et al. ALBI and PALBI grade predict survival for HCC across treatment modalities and BCLC stages in the MELD Era[J].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7, 32: 879-886. DOI: 10.1111/jgh.13608
[32] Sonohara F, Yamada S, Tanaka N, et al. Comparison of non-invasive liver reserve and fibrosis models: Implications for surgery and prognosis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Hepatol Res, 2019, 49: 1305-1315. DOI: 10.1111/hepr.13400
[33] Jaruvongvanich V, Sempokuya T, Linda W, et al. Is there an optimal staging system or liver reserve model that can predict outcom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J Gastroin-test Oncol, 2018, 9: 750-761. DOI: 10.21037/jgo.2018.05.11
[34] Liao Y, Wei R, Yao RZ, et al. AGLR is a novel index for the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a retrospective study[J]. BMC Surg, 2021, 21: 72. DOI: 10.1186/s12893-020-01037-7
[35] Zhang J, Luo Y, Li C, et al.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eoperative albumin-bilirubin grade and the fibrosis-4 index predicts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liver resection[J]. Biosci Trends, 2019, 13: 351-357. DOI: 10.5582/bst.2019.01212
[36] Liao R, Li DW, Du CY, et al. combined preoperative ALBI and FIB-4 is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c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curative hepatectomy[J]. J Gastrointest Surg, 2018, 22: 1679-1687. DOI: 10.1007/s11605-018-3810-1
[37] Luo H, Li C, Chen LP, et al. Preoperative albumin-bilirubin grade combined with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to-platelet count ratio index predict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in Milan criteria after liver resection[J]. Biosci Trends, 2019, 13: 176-181. DOI: 10.5582/bst.2019.01088
[38] Pereyra D, Rumpf B, Ammann M, et al. The Combination of APRI and ALBI Facilitates Preoperative Risk Stratification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Liver Surgery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J]. Ann Surg Oncol, 2019, 26: 791-799. DOI: 10.1245/s10434-018-07125-6
[39] Kaibori M, Hiraoka A, Matsui K, et al. Predicting Complications following Surgical Resec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Using Newly Developed Neo-Glasgow Prognostic Score with ALBI Grade: Comparison of Open and Laparoscopic Surgery Cases[J]. Cancers (Basel), 2022, 14: 1402. DOI: 10.3390/cancers14061402
[40] Bray F, Ferlay J, Soerjomataram L,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8: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J]. CA Cancer J Clin, 2020, 70: 313.
[41] Wang Q, Su B, Dong LW, et al.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Based Nontargeted Metabolomics Predicts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J]. J Proteome Res, 2020, 19: 3533-3541. DOI: 10.1021/acs.jproteome.0c00344
[42] Fang C, Su B, Jiang TY, et al. Prognosis predic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based on serum metabolic profiling from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J]. Anal Bioanal Chem, 2021, 413: 3153-3165. DOI: 10.1007/s00216-021-03281-z
[43] Yu LX, Schwabe RF. The gut microbiome and liver cancer: mechanisms and clinical translation[J].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7, 14: 527-539. DOI: 10.1038/nrgastro.2017.72
[44] He Y, Liang T, Chen Z, et al. Recurrence of Earl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Surgery May Be Related to Intestinal Oxidative Str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Predictive Model[J]. Oxid Med Cell Longev, 2022, 2022: 7261786.
[45] Saillard C, Schmauch B, Laifa O, et al. Predicting Survival Afte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section Using Deep Learning on Histological Slides[J]. Hepatology, 2020, 72: 2000-2013. DOI: 10.1002/hep.31207
[46] Wong GL, Hui VW, Tan QX, et al. Novel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outperform risk scores in predict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viral hepatitis[J]. JHEP Rep, 2022, 4: 100441. DOI: 10.1016/j.jhepr.2022.100441
-
期刊类型引用(1)
1. 毛慧. 彩超检测血流动力学指标对肝细胞癌合并门静脉高压患者术后复发的影响. 影像研究与医学应用. 2024(15): 43-45 .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0)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401
- HTML全文浏览量: 114
- PDF下载量: 30
- 被引次数: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