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是一种消化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在胃肠道的任何部位均可发生，但多发于末端回肠和右半结肠。CD病变呈节段性、跳跃性、跨壁性分布，与正常肠段相互间隔，其主要临床症状为腹痛、腹泻、体质量下降等。近年来，CD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亚洲国家CD的发病率为0.54/10万^[1]。CD病程迁延，具有复发倾向，肠腔狭窄作为其最重要的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后。脂肪组织，特别是肠系膜脂肪组织，可通过各种机制影响CD疾病进程，尤其是促进肠道炎症及肠腔狭窄的潜在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2]。

1.   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与CD发病机制

肠系膜脂肪组织是指位于肠周间隙的内脏脂肪组织，在CD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1932年，Crohn首次描述了CD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或“爬行脂肪”现象^[3]，即脂肪组织自肠系膜向病变肠段延伸并部分包绕或覆盖肠管^[4]。在手术过程中，“爬行脂肪”现象有助于术者区分病变严重的肠管，判定手术切除的边缘^[5]。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已被描述为CD的一个特征，但其功能意义直到近年来才受到关注。

1.1   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的形成机制

关于CD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的形成机制，目前存在两种主流假说。

第一种假说是脂肪细胞的迁移。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在CD的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意义，在CD肠纤维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研究最多的分子。近期研究显示，CD患者肠黏膜的细胞因子会出现不适当表达，如常见TGF-β过表达现象^[6]。CD患者的病变肠管固有肌层细胞产生了一种细胞外基质支架，该支架与周围覆盖的肠系膜脂肪组织直接在空间上接触。该支架内含有纤连蛋白，其受TGF-β1调控表达增加，而阻断位于前脂肪细胞表面的纤连蛋白受体可抑制脂肪细胞的迁移。由此可见，肌层细胞衍生的细胞外基质触发了前脂肪细胞从肠系膜脂肪中迁移出来，而纤连蛋白正是导致其迁移的主要因素。前脂肪细胞迁移、包绕在病变肠管周围变成脂肪细胞，形成了特征性的肠系膜脂肪包绕征象^[7]。

第二种假说是肠道微生物群的易位。Ha等^[8]在CD患者肠系膜脂肪组织中发现了微生物群，主要由无辜梭菌组成，认为CD的透壁炎症可促进肠系膜脂肪组织与易位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由于病变肠管周围的肠系膜脂肪组织中富含免疫细胞浸润，包括T细胞、B细胞和巨噬细胞，推测易位菌群可激活相关免疫反应，加重CD肠道炎症程度，导致肠系膜脂肪组织的重塑和纤维化^[9]。

1.2   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在CD发病中的意义

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可加重CD肠道炎症和肠腔狭窄程度。Sheehan等^[5]将25例CD患者的27段病变肠段标本与组织病理切片相比较，结果显示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的存在与CD肠壁厚度增加、黏膜溃疡和跨壁炎症相关，脂肪组织包绕区的肠壁厚度显著增加(7.70 mm比4.62 mm，P＜0.01)，而内径显著减小(8.11 mm比13.59 mm，P＜0.05)，说明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与肠腔狭窄形成相关。Madeira等^[10]的研究显示，CD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中的脂肪干细胞具有间皮特征，可呈递抗原并协调免疫反应，导致CD炎症加重。Mao等^[11]的研究证实，CD患者肠系膜脂肪组织可促进肠道肌纤维细胞增生，从而导致病变肠腔狭窄。研究显示，内脏脂肪增多是CD患者肠切除术后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内脏脂肪表面积＞130 cm²的患者(在横断面CT图像第3腰椎水平) 手术范围更广、手术时间更长、术中失血更多，术后肠梗阻风险更高^[12-13]。由此可见，CD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与肠道炎症和肠腔狭窄密切相关。

2.   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的影像学评估

CD诊断需综合评估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数据。MRI、CT和超声等影像学方法对于CD的诊断、疗效评估及预后判断具有重要意义^[14]。多数CD患者发病年龄早，作为缓解期与活动期互相交替的疾病，CD在临床诊疗过程中需进行终生随访评估。CD患者的治疗目标正从临床症状的改善发展至通过内窥镜和影像学方法对黏膜愈合或组织愈合进行客观测量^[15]。

2.1   MRI

在CD患者的MRI图像中，可以清晰地显示出环绕在病变肠管周围的“假性肿块”——即增厚的肠系膜脂肪组织，在T2WI上呈中等信号，增强的T1WI可显示肠系膜内的血管，与肠壁呈垂直排列，即“梳状征”^[16]。Rimola等^[17]研究肿瘤坏死因子(tumour necrosis factor，TNF) 抑制剂治疗1年后获得内镜缓解的28例CD患者的72段病变肠段，对比治疗前与治疗后MR小肠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enterography，MRE) 结果，发现获得内镜缓解的肠段中仍有27.7%(20/72)MRE显示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由此可见，尽管CD患者达到了内镜缓解，MRE仍可检测到肠段内持续存在的异常，因此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消失有望成为CD组织愈合的新评价指标。

Ziech等^[18]的研究纳入了术前接受MRE检查的25例患者的39段小肠或结肠节段，以39段手术标本的组织病理学急性炎症评分(acute inflammation score，AIS)为标准，回顾性分析患者术前的MRE特征，包括T1WI强化表现、肠壁分层情况、肠壁厚度，以及是否存在溃疡、梳状征、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等现象，以评估CD疾病活动度的价值。多因素分析显示，MRE肠壁厚度与组织病理学AIS呈正相关(P＜0.05)；然而，梳状征和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与AIS无显著相关性^[18]。提示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与组织病理学活动度不完全平行。Punwani等^[19]开展了活动性CD的MRI特征与组织病理学对照研究，在18例CD小肠受累患者中，小肠肠壁增厚与组织病理学急性炎症高度相关(P＜0.001)，但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与组织病理学急性炎症无显著相关性，与Ziech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

2.2   CT

Feng等^[20]的研究显示，能谱CT可更敏感地发现CD受累节段的肠系膜脂肪组织改变。40例CD患者与40例其他胃肠道疾病患者均接受能谱CT检查，测量并计算病变最严重肠管周围包绕的肠系膜脂肪组织灰度曲线斜率λHu，并采用CD简易内窥镜评分(simple endoscopic score for Crohn's disease，SES-CD)^[21]评估CD严重程度。在CD组患者中，随着肠道炎症程度的加重，肠系膜脂肪组织灰度曲线斜率λHu增加(r=0.66，P＜0.01)，且CD组患者无病变肠段周围肠系膜脂肪组织的斜率λHu显著高于对照组^[20]。由此认为，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是CD的特征性表现，且与内镜下的炎症活动度相关。值得说明的是，内镜下CD炎症活动度并不等同于组织病理学活动度，对于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评价CD疾病活动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Li等^[22]提出了评估CD患者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程度的新指标——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指数(mesenteric creeping fat index，MCFI)。CD患者的手术标本中可见肠系膜小血管垂直于肠管表面，并与肠系膜脂肪组织相延续，CT表现为“梳状征”，该解剖学特征是创建MCFI的基础。以肠系膜脂肪组织中的血管为标记，对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级，将肠管短轴分为8个相等的区域，每个区域1分，根据肠系膜血管覆盖范围，肠系膜脂肪组织包裹指数为1~8分。以手术标本作为参考，CT重建图像MCFI与手术标本具有高度一致性(r=0.84，P=0.000)^[22]。此外，MCFI与手术标本的组织学纤维化评分具有高度一致性，以MCFI＞3为阈值，鉴别中重度与轻度纤维化的灵敏度为88.1%，特异度为50%。因此，MCFI可准确反映手术标本中肠系膜脂肪组织的包绕程度，是CD肠腔狭窄的一种无创性测量方法。

2.3   超声

随着技术的进步，肠道超声检查在评估IBD患者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其具有非侵入性、低成本和良好的可重复性优势。超声参数如肠壁厚度、肠壁分层结构、肠壁内血流、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等可提供关于疾病严重程度、缓解或复发及是否存在并发症等信息^[23]。超声参数(尤其是肠壁增厚)可显示出与MRI或CT相似的诊断准确性^[24-25]。

在肠道超声图像中，肠系膜和肠周脂肪组织的炎症表现常显示为包绕肠道的肿块状结构，且这种炎性脂肪组织是提示肠道存在炎症的第一线索。其通常表现为高回声，由肠系膜向肠管延伸，逐渐包裹病变肠管或周围肠瘘，肠系膜脂肪组织的纤维脂肪增殖也称为“爬行脂肪”^[26]。

Sævik等^[27]对40例处于活动期的CD患者进行前瞻性超声和内窥镜检查，以SES-CD^[21]作为参考标准，纳入了7个超声变量(包括肠壁厚度、累及长度、彩色多普勒、狭窄、瘘管、肠壁分层结构和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其结果排除了长度、瘘管、狭窄，由于观察者间一致性较差，也排除了分层结构和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最终通过研究构建和验证了CD简单超声评分，包括肠壁厚度和彩色多普勒，与内窥镜评估CD疾病活动度具有很好的相关性(r=0.83，P＜0.001)，并在124例CD患者队列研究中得到了验证(r=0.78，P＜0.001)。

一项研究系统评价了现有超声指标评估IBD患者疾病活动度的质量和可靠性，结果显示最常用的评估参数是肠壁厚度、多普勒信号和肠壁分层结构^[28]。研究结果显示，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与CD疾病活动度并不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与Ziech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但Stenczel等^[23]认为，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是活动性CD的特征，这种改变在CD活动期出现，在CD缓解期完全或部分消失。此外，Maconi等^[29]对185例CD患者进行肠道超声检查，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肠内瘘(OR=13.5)、肠壁增厚(OR=7.6)、C反应蛋白水平(OR=6.1)、CD活动指数(OR=3.1)、病变肠壁长度(OR=2.6)等评价临床CD活动度的指标与肠系膜脂肪组织改变显著相关；111例静止期CD患者中，22例显示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与无肠系膜脂肪组织改变的静止期患者相比，此类患者未表现出复发风险增加(包括肠壁厚度和C反应蛋白水平)。由此可见，肠道超声显示CD患者存在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特征，其与疾病活动度是否相关，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肠道超声可清晰显示与CD肠腔狭窄相关的形态变化，包括病变肠段的肠壁增厚，通常伴有充血和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15]。应用多普勒和静脉造影剂可增强超声检查效果，对比增强超声可评估肠壁及肠壁外结构的血管，可定性研究肠壁强化模式，亦可通过软件生成定量参数，包括峰值增强时间、最大增强百分比和时间-强度曲线下面积，通过定性或定量分析评估肠壁内外的血流情况^[30]。根据血流的丰富程度，超声造影可区分炎症性或纤维性狭窄，Quaia等^[31]的研究证实了超声造影在鉴别肠壁纤维化与炎症性CD方面的能力，其灵敏度分别为75%和91.67%，特异度分别为62.5%和100%。但CD患者肠系膜脂肪组织改变与肠控狭窄发生和预后是否相关，目前仍不确定。

3.   小结

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是CD的一种特殊征象，与CD肠道炎症和肠腔狭窄密切相关。MRI、CT和超声等影像学检查手段均可显示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征象，也可较好地评估肠道炎症和肠腔狭窄，超声造影有助于鉴别肠道炎症性病变与纤维性病变。然而，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与CD炎症活动度和肠腔狭窄的发生，以及疾病预后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探索，期待未来更多的研究、更新的技术可以聚焦该领域，以进一步探究肠系膜脂肪组织包绕与CD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