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钟世藩教授生平

钟世藩(图 1)，1901年5月2日出生于福建厦门的一户贫困农民家庭，自小身体孱弱，五叔父钟广文从事中药买卖，为其承担了一切学费，使得他能够顺利完成学业。钟世藩在五叔父的建议下选择了学医，于1922至1930年就读北京协和医学院，同期获得了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留任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医师, 直至1935年^[1]。1935年7月至1937年11月，钟世藩任国民政府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任。1937年11月至1938年9月，随南京中央医院西迁，在西迁过程中任长沙临时中央医院儿科主任、内科副主任，兼任湘雅医学院儿科教授。1938年9月至1944年7月迁至贵阳，任中央医院贵阳分院院长、内科副主任。1944年9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前往美国进修，一年后学成归国。1946年7月中央医院贵阳分院迁至广州，改称广州中央医院，钟世藩应邀出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儿科主任，兼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柔济医院儿科主任，于此他开始定期组织小规模儿科学术交流活动，为广东省儿科学术交流的肇始。

图  1  钟世藩教授（摄于20世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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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迫使钟世藩随医院经历多次迁址，但他从未放弃医学事业，克服种种困难，以维持中央医院贵阳分院之完整，并因此于1947年获国民政府颁发的“功在国家”奖。1949年，钟世藩获聘世界卫生组织顾问。1949年广州解放，广州中央医院被政府接管，他留院工作一段时间后卸任，仍担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及其下两所附属教学医院——博济医院儿科主任和柔济医院儿科顾问。

1950年，钟世藩担任广东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第一届主任委员，受历次运动影响，学会工作曾被迫中止。自1953年起，钟世藩担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儿科教研室主任，负责所有附属医院的临床教学工作。他将北京协和医院的“大查房”和“三基三严”制度移植至华南地区，建立起系统正规的儿科医、教、研体系，培养出了大批儿科人才，其中包括沈皆平、吴梓樑、何庆兰、廖清奎等多名有突出贡献的儿科专家。由于特定历史原因，其中正式毕业的只有沈皆平及吴梓樑两位，但其余门生中尚有具备高水平学术研究及教学能力的叶彼得、官希吉、朱昌国、陈述枚、李文益等人，他们均曾在钟世藩领导下开展儿科工作并在全国儿科学会担任要职。

1979年，钟世藩将毕生所学编写成书籍《儿科疾病鉴别诊断》^[2]，该书对临床工作指导性强，曾6次重印。在当时无特殊器械检查的条件下，儿科医生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凭借该书可快速查找到相关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使患儿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在钟世藩的主持和领导下，现代儿科学在华南地区发展壮大，成为全国儿科学三大重要阵地之一，对华南乃至全国的儿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钟世藩持续工作了55年，直至1985年8月以85岁高龄因病退休。

2.   钟世藩对病毒学的贡献

钟世藩毕生从事儿科工作，同时又是一位病毒学家。早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时，钟世藩就对病原微生物学产生浓厚兴趣。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院任住院医师时，他曾研究肺炎球菌的快速分型鉴定，发现用加有特异型肺炎球菌抗血清的琼脂平板培养肺炎球菌时，在相同血清型的菌落周围会形成沉淀环，提示细菌繁殖受到抑制，认为这是一种特异性的抗原抗体反应^[3]。该方法能提高鉴定肺炎球菌的特异性及可靠性，缩短鉴定时间，为当时应用特异型抗血清治疗肺炎球菌感染提供了较好的诊断支持^[4-5]。这种实验室诊断方法是目前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断和实验研究的免疫单向扩散技术的先驱。

钟世藩在美国进修期间，于辛辛那提医学院儿科研究所参加病毒学研究。病毒学在当时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学科，人们对病毒的生物学特性知之甚少。钟世藩对病毒和细菌之间的生存关系进行了观察研究，发现细菌对西方型马脑脊髓炎病毒具有保护作用，并首次观察到细菌与病毒混合培养时，因细菌繁殖消耗了氧气，病毒活力反而得到保护这一现象^[6]。该发现得到美国著名病毒学家萨宾(Albeit Bruce Sabin)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病毒学家豪威(Howard.Atkinson.Howe)的赞赏，认为这是一项重要发现(后来萨宾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减毒活疫苗并获得诺贝尔奖)。该论文被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儿科研究院院长魏茨(Alexander Ashley Weech)评价为一篇卓越的论文。

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研究当时尚处起步阶段，最大的阻碍是缺乏分离出病原的有效手段。能够引起人类疾病的病毒，不一定能导致实验室动物发病，因此实验室动物感染人类病毒需要采用非同寻常的方法来诱发，例如分离脊髓灰质炎病毒，需将感染组织用微小滤器过滤，滤器滤孔要求细菌不能通过，而比细菌更小的病原体方能通过，然后再接种到对这种病毒敏感的猴子脊髓使之发病，从而得以证实。要证实是致病原，需要被分离出来的病毒能够在敏感动物一代一代接种繁殖，并使动物发生同样的疾病及病理学改变。但仍有更多疑似病毒性疾病采用实验室动物无法证实是病毒感染，因为许多病毒的寄生宿主只能是人，或者只有人被感染后才产生症状，动物感染并无症状出现。此外，采用实验室大动物分离病毒，需要不菲的财力与人力，只能限定在设备好、条件好的实验室开展研究，不能普及于日常临床诊疗。

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乙型脑炎(以下简称“乙脑”)病毒在小白鼠脑内接种分离成功，为这一类病毒感染性疾病的实验室诊断研究开创了新纪元。1940年，有学者将乙脑瘫痪患儿的排泄物处理后接种在乳鼠身上，分离出了一种新的病毒，并命名为柯萨奇病毒。

乙脑病毒及柯萨奇病毒的成功分离启发了钟世藩：如果把乙脑病毒直接接种到胎鼠上，是否也能繁殖？如果可以，胎鼠内接种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分离手段，用于分离成年小白鼠分离不到的病毒。1946年，钟世藩开始在广州岭南大学康乐园的家中饲养小白鼠，儿子钟南山任饲养员。后因院系调整，1953年成立华南医学院(中山医学院前身)，钟世藩得到时任医学院院长柯麟的支持，在医学院红楼顶层建立一间实验室，摸索出乙脑病毒在胎鼠接种的技术。一只妊娠小白鼠，每次最多可接种两只胎鼠，每只胎鼠的接种量是0.03 ml。即使这样小的剂量，由于是在不剖腹的情况下进行，接种部位不确定，导致一定程度的接种损伤，部分小白鼠当场死亡或因伤致残。在接种5~6 d后，于母鼠正常分娩前将之处死，剖腹检查鼠胎，发现被接种乙脑病毒的胎鼠全部死亡，而用生理盐水作对照注射的胎鼠则部分存活。

究竟胎鼠是因乙脑病毒在体内繁殖而死还是因接种损伤致死，肉眼无法分辨。需将胚胎磨碎，制成悬液，接种至3周龄的小白鼠脑内，接种数天后如发病死亡，则证明接种液中带有乙脑病毒。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辨别致病病毒是来自曾经接种的残余病毒还是在胎鼠内繁殖后的病毒？这需要用半数致死量滴定法进一步检测。钟世藩一步步摸索，结果证实，接种病毒的胎鼠携带的乙脑病毒量较接种剂量大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从而证实了之前假设，即乙脑病毒可在胎鼠体内大量繁殖，理论上支持胎鼠可作为乙脑病毒分离的实验动物。钟世藩将实验结果写成论文《试探用胎鼠作为分离病毒的动物》，发表在1958年的《中山医学院年报》上，后又在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第六届年会上作报告。

1959年，钟世藩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指导他们继续开展病毒学研究工作，其中研究生沈皆平等分别留取接种了乙脑病毒胎鼠的头和躯干做了半数致死量滴定，证明整个胚胎组织都能很好地支持乙脑病毒的生长繁殖。此后，钟世藩计划利用胎鼠继续分离临床疑似病毒性疾病的其他病原，遗憾的是因历史原因，实验工作刚开展就被迫中止，病毒实验室被撤销，人员解散，钟世藩被迫中断了对病毒性疾病诊断方法的探索和研究。

3.   结语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临床病毒学已经发展成为分支众多的大学科，但钟世藩早年对病毒性疾病在病原学诊断方法上的探索追求和开拓性工作，同他在儿科临床工作中对疾病原因的探索一样，不仅展现了其严谨的科学精神和远见卓识，也为相关学科的发展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